世人皆知刘备仁义，收拢人心有一手，却忽略了一点：三国当中，蜀汉叛徒数量之多、级别之高综合起来远大于魏国和吴国。这是为何？

刘备被认为是一世雄才，《三国志》评价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认为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曹操对他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诸葛亮由衷地称赞他“英才盖世，众士慕仰”，孙权说“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

刘备的特长是善于征服人心，这从他年轻时就能看出来。晋代史学家习凿齿曾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唐代诗人王勃将以上这段话总结为“宽仁得众”。

大家公认刘备最能以德服人，这样的例子也数不胜数，他曾以此感化过来杀他的刺客，刘备临死前还教育儿子，要他“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感情基础是凝聚力、向心力的核心，应该说刘备带出来的队伍也应该是最团结、纪律最严明、最有战斗力的队伍，但事实却似乎有些出入。举个例子，要论哪一个阵营里出过的叛徒最多，简直没有谁能与刘备集团去竞争。

按照对叛徒的定义，主要是两种人：一是背叛自己的阶级或集团而采取敌对行动行为的人，二是投到敌对一方去的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凡有以上两种行为的，这里统称为叛徒。

汉代重节义，一旦成为叛徒，通常意味着人格的丧失和信誉的破产。

说起汉末三国时的叛徒，比较有名的是于禁，曹操听说他投降了敌人，叹息了很久：“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而造成损失最大的叛徒应该数唐周，由于此人的叛变，一千多名太平道成员被捕杀，黄巾大起义险些胎死腹中。

其它的叛徒还有很多，魏、蜀、吴都有，但以蜀汉最多：在关羽失荆州事件中起关键作用的麋芳和傅士仁，率上庸三郡投降曹魏的孟达，夷陵之战中投降的黄权，这几位都是“省军级”及以上的人物，还有投降孙吴后名列九卿的潘浚，关键时刻杀了张飞投敌的范强、张达……

可以说，蜀汉叛徒数量之多、级别之高综合起来都是其它各方难比的，虽然这些人的投降行为大多有一定的背景，但也绝不是都到了不降情势皆不可的程度，他们最终选择了投降，内心里多少都有愿意的成分。

刘备一向视忠义为生命，但放到整个蜀汉团队去考察，这一点似乎做得却不怎么好，这是为什么呢？

带队伍不容易，都说刘邦会带队伍，并不是他能跟手下那些弟兄们不分彼此、打成一片，刘邦这个人敢爱也敢恨，对不忠的人手段也挺狠；曹操也做得不错，是因为他既懂拢心也能治人，把手下治理得服服帖帖。

拢心方面刘备做得不错，甚至超过了他们，但在治人方面他的手显得有些软。

孟达投降曹魏，带给蜀汉的损失无可估量，但从综合各种史料记载，他在成都的族人朋友似乎都没受到诛连；

黄权投降，曹魏这边马上传开了，说他留在成都的家人都被杀了，这容易理解，因为于情于理都应如此，但黄权一点儿都不急，因为他很了解刘备，知道刘备干不出来，果然他的家人在成都生活得都挺好，儿子黄崇还担任了尚书郎；麋芳投降造成的直接损失更大，他的哥哥麋竺来了个“面缚请罪”就轻松过关，刘备对其“崇待如初”。

刘备在用人方面有不少优点，但也有不足，比如他喜欢搞制衡，托孤给诸葛亮又以李严为副，派孟达守上庸，又弄刘封去平衡孟达，人为地制造了矛盾，为内部不安定埋下隐患。

刘备善识人，他发现马谡不能重用，以此提醒诸葛亮，他是皇帝，蜀汉重要官员的任命都由他说了算，马谡年纪轻轻能当上太守，他不点头怎么可能？

刘备这个人，唱红脸可以，唱白脸就有些拉不下脸，尤其在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面前。从长处说这是重感情，从短处说就是纪律不严。

有组织、有纪律是团队，有组织、没纪律只能是团伙，虽然不能说刘备集团是个不讲纪律的团伙，但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纪律不严却是事实，这是叛变行为多发的重要原因。

另外，回顾蜀汉集团的历史，刘备本人也多次有过“叛降”的经历：脱离公孙瓒自己发展，叛公孙瓒；降吕布又反戈一击，叛吕布；投曹操又密谋起事，叛曹操；归袁绍又脱离袁绍，叛袁绍；归刘表又不与刘表的儿子刘琮一起行动，叛刘表；被刘璋引进又反夺益州，叛刘璋……

纵观刘备的奋斗史，简直就是一部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的历史，对此，估计号称“三姓家奴”的吕布也得甘拜下风。除刘备本人外，关羽也降过曹操，刘备夺益州靠的也是对手阵营里的几个“叛徒”，有了这种“叛徒文化”作基因，出的叛徒多似乎也更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