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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6-10-27 12:59:00
16楼
70%的财富150个家庭占有
据《中国青年报 》报道：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50万（0.4%）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10月17日，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出炉，报告认为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是百分富翁家庭的聚集地。2005年，中国台湾地区富有家庭财富总量达到1471万亿美元，中国大陆以1335万亿美元紧随其后。“这是2005年的数据，据我估计，2006年的某个时段，中国大陆会超过台湾地区，列亚太地区第一位(日本除外)。”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办公室副总裁兼董事邓俊豪对记者表示。
报告显示，在中国大陆，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邓俊豪说，“这个数据只考虑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但基本上是准确的。”他告诉记者，中国90%的富豪是经营企业挣钱，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几个大城市。研究报告中，富有家庭指的是年度管理资产额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
报告还发现，在全球范围内，百万富翁家庭的数量已经达到720万户，他们掌握的财富占全球财富总量的28.6%。其中约300万户集中在美国，日本名列第二，拥有82.5万户，英、德、法三国紧随其后，中国共有管理资产额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25万户，列全球第六位。
除了通过对银行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者还对管理资产额超过100万美元的投资者进行访谈，其中有22名中国人。研究分析了2005年全球财富市场的发展情况，并深入分析了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和投资行为。
从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问题：
一是中国0.4%的家庭占全国70%的财富，而发达国家呢？他们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可见，中国富有家庭是相当集中的，与发达国家的富有家庭相比，所占财富密度的也是严重“超标”的。
二是中国150万个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而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每年都只有10％多点的增长率，富有家庭的资产增长远远超过了国家的财政增长。可见，靠国家财政提高收入的普通老百姓与这些富有家庭的收入差距是越来越大的。
三是全国70%财富掌控在这150万个富有家庭人的手里，他们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资产，那是因为前期国家对他们的收入调控政策不力造成的。所以，有专家指出，目前我们国内贫富收入差距已快达到警戒线了，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对他们这些富有家庭必须要有更好的收入调节政策，使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控制的。
所以，从以上这三点来看，对这一极不公平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今后将如何调节这些富有家庭的财富增长幅度，对其实行二次三次分配，以达到社会分配的趋于合理性，也就成了摆在我们党和各级政府部门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据《中国青年报 》报道：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50万（0.4%）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10月17日，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出炉，报告认为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是百分富翁家庭的聚集地。2005年，中国台湾地区富有家庭财富总量达到1471万亿美元，中国大陆以1335万亿美元紧随其后。“这是2005年的数据，据我估计，2006年的某个时段，中国大陆会超过台湾地区，列亚太地区第一位(日本除外)。”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办公室副总裁兼董事邓俊豪对记者表示。
报告显示，在中国大陆，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邓俊豪说，“这个数据只考虑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但基本上是准确的。”他告诉记者，中国90%的富豪是经营企业挣钱，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几个大城市。研究报告中，富有家庭指的是年度管理资产额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
报告还发现，在全球范围内，百万富翁家庭的数量已经达到720万户，他们掌握的财富占全球财富总量的28.6%。其中约300万户集中在美国，日本名列第二，拥有82.5万户，英、德、法三国紧随其后，中国共有管理资产额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25万户，列全球第六位。
除了通过对银行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者还对管理资产额超过100万美元的投资者进行访谈，其中有22名中国人。研究分析了2005年全球财富市场的发展情况，并深入分析了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和投资行为。
从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问题：
一是中国0.4%的家庭占全国70%的财富，而发达国家呢？他们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可见，中国富有家庭是相当集中的，与发达国家的富有家庭相比，所占财富密度的也是严重“超标”的。
二是中国150万个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而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每年都只有10％多点的增长率，富有家庭的资产增长远远超过了国家的财政增长。可见，靠国家财政提高收入的普通老百姓与这些富有家庭的收入差距是越来越大的。
三是全国70%财富掌控在这150万个富有家庭人的手里，他们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资产，那是因为前期国家对他们的收入调控政策不力造成的。所以，有专家指出，目前我们国内贫富收入差距已快达到警戒线了，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对他们这些富有家庭必须要有更好的收入调节政策，使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控制的。
所以，从以上这三点来看，对这一极不公平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今后将如何调节这些富有家庭的财富增长幅度，对其实行二次三次分配，以达到社会分配的趋于合理性，也就成了摆在我们党和各级政府部门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发表于：2006-10-27 17:10:00
18楼
中国2亿人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卖血式脱贫引担忧
大洋网援引第一财经日报消息：按照683元的中国标准，到2005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人。但若按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
昨天闭幕的首届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透露的这一数据表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同样面临着大量贫困人口所形成的挑战。
根据印度官方的数据，2000年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2.6亿，占印总人口的26.1%。
贫困人口状况恶化
由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举办这次论坛上，通过了旨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天津滨海宣言”。宣言明确表示，当前中国的贫困群体弱势地位正在进一步突显。
从中国贫困线的标准占人均收入中的比重可以得出这一结论：1985年国家确定贫困标准时，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为200元，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50%，而2005年为683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3255元的21%。
同时，消除贫困的难度也在加大。随着20多年来的努力，中国的扶贫工作已经到了攻坚阶段。这2365万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更差的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贫困农户的家底更加薄弱，往往遇到灾害、市场风险及家庭变故时就会返贫。
在国务院扶贫办重点调查的100个贫困村中，迄今仍有36.4%的农村不同程度缺粮，贫困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如何让最困难的这部分人口脱贫，是扶贫工作的重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条可行之路，城镇化和贫困地区的脱贫是一致的。
北京大学人口系教授陆杰华建议：“贫困地区应该充分利用扶贫开发资金，做好流动人口流出前的技能培训，增强他们在流入地的竞争力。”
防止“卖血式”脱贫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雷明对本报记者表达了他对于当前扶贫中出现一些新问题的担忧。
他表示，中国的扶贫政策走过了从“政府输血”到号召“地方造血”的过程，随着政府投入力度的加大和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从全国来看，缓贫减贫的成效比较明显，但这只是经济上的指标。
雷明说，很多贫困地区都处于中西部的资源丰富性省份，比如贵州和湖南，从2000年进行西部大开发之后，这些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以西电东送为主的工业化过程。但地方政府除了财政收入之外并不能获得更大的益处。“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国家或是省直接投资的，90%以上的工人都来自外地，对扩大当地就业的能力非常有限。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必须承担一些项目所带来的污染环境的后果。这将使当地本就脆弱的生态更加脆弱。”
雷明将此称为“卖血式”脱贫，这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将陷入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在这一方面认识非常欠缺，在他看来，必须改变这种过度发展经济的脱贫思路。
“扶贫不等于寻钱，贫困地区必须确认自己的发展阶段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不仅仅导入物质资本，还要注重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否则从生活贫困走向另外的贫困，比如生态贫困或是能力性贫困，这将比原来的情况更糟糕。”雷明说。
大洋网援引第一财经日报消息：按照683元的中国标准，到2005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人。但若按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
昨天闭幕的首届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透露的这一数据表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同样面临着大量贫困人口所形成的挑战。
根据印度官方的数据，2000年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2.6亿，占印总人口的26.1%。
贫困人口状况恶化
由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举办这次论坛上，通过了旨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天津滨海宣言”。宣言明确表示，当前中国的贫困群体弱势地位正在进一步突显。
从中国贫困线的标准占人均收入中的比重可以得出这一结论：1985年国家确定贫困标准时，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为200元，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50%，而2005年为683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3255元的21%。
同时，消除贫困的难度也在加大。随着20多年来的努力，中国的扶贫工作已经到了攻坚阶段。这2365万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更差的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贫困农户的家底更加薄弱，往往遇到灾害、市场风险及家庭变故时就会返贫。
在国务院扶贫办重点调查的100个贫困村中，迄今仍有36.4%的农村不同程度缺粮，贫困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如何让最困难的这部分人口脱贫，是扶贫工作的重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条可行之路，城镇化和贫困地区的脱贫是一致的。
北京大学人口系教授陆杰华建议：“贫困地区应该充分利用扶贫开发资金，做好流动人口流出前的技能培训，增强他们在流入地的竞争力。”
防止“卖血式”脱贫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雷明对本报记者表达了他对于当前扶贫中出现一些新问题的担忧。
他表示，中国的扶贫政策走过了从“政府输血”到号召“地方造血”的过程，随着政府投入力度的加大和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从全国来看，缓贫减贫的成效比较明显，但这只是经济上的指标。
雷明说，很多贫困地区都处于中西部的资源丰富性省份，比如贵州和湖南，从2000年进行西部大开发之后，这些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以西电东送为主的工业化过程。但地方政府除了财政收入之外并不能获得更大的益处。“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国家或是省直接投资的，90%以上的工人都来自外地，对扩大当地就业的能力非常有限。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必须承担一些项目所带来的污染环境的后果。这将使当地本就脆弱的生态更加脆弱。”
雷明将此称为“卖血式”脱贫，这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将陷入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在这一方面认识非常欠缺，在他看来，必须改变这种过度发展经济的脱贫思路。
“扶贫不等于寻钱，贫困地区必须确认自己的发展阶段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不仅仅导入物质资本，还要注重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否则从生活贫困走向另外的贫困，比如生态贫困或是能力性贫困，这将比原来的情况更糟糕。”雷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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