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是的。对于某些媒体错误倾向和极端观点,缺少旗帜鲜明的批评,好似不敢“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毛泽东语)。对几个以文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面貌出现的,事实上要么是良心大大地坏了,要么是大脑出了问题。对社会有害的极端分子,我们的舆论过于宽容,好像好人反倒怕坏人一样,您在中国没有这种感觉吗?
所谓好与坏的标准,简单得很,就一条,看其怎样对待民族和国家利益,看其到底是维护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还是损害削弱国家的根本利益。您可能听到这样的说法不明究竟,但是,假如今天这番话被一些网友听见,并不费力就可以列出一个名单来。今天的中国,思想阵线清晰分明的很。关于普世价值的理解,若说有难度,对外国记者来说,可能就难在这里——背景投射过于复杂,许多讨论话里有话,所以先生应该学会听话听声,细心捕捉弦外之音。
路透记者:慢慢学习吧。那么,你的文章为什么影响那么大?
司马南:大吗?只对一部分人有触动而已。我对《南方周末》的批评,其实就是在自己博客中贴了几篇文章,全世界每天生产多少博文,谁看啊?为什么贴了这么几篇文章,会有一些反响呢?一些人为什么这么急迫做出一系列反应呢?并非我这个人怎么样,我想可能是因为文章说出了一部分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在同道者哪里引起了共鸣,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造成了惊悚效果。
他们说我保守,我姑且承认,这比其他难听的话还好一点。有人骂我为“***的鹰犬”,说我是“***的狗”,“**专制的帮凶”(笑)那好,这恰好证明,中国今天需要这么保守一点的力量。用“保守力量”这个词,对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来说,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笑),激进的卢梭是法国人啊。在今天,保守往往意味着负责任,意味着理性,意味着保持平衡小步快走,而不是中国股市大幅震荡,走钢丝儿或休克疗法。
中国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他们还嫌不够快,他们可能天生适合当赛车手,如韩寒那样(笑)。今天这种激进的“票决式民主”的主张,这种“选举迷信”的宣传,是个挺可怕的事情。我这个年纪的人是经历过文革的,您作为中国通,想必对中国非常了解,但您没有体会过文革。那时候,大鸣、大放、大字报、大大辩论,无数的组织(政党)揭竿而起,毛主席绝对权威尚在,社会也是乱得可以。那是一种大民主,后现代意义上的大民主啊,但是,有序的社会承受不起。所以30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文革的反思和讨论,对毛主席肯定的正面评价,因此而打了折扣。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少有人会赞成激进式的政治变革,打着普世价值旗号的激进的政治变革同样不受待见。
关于普世价值,我基本看法是,普世价值“这个词”当然存在,对其语言学意义上的诸多阐发探微我均赞成。与其接近的“共同价值”、“基本价值”、“基础价值”、“多数人价值”、“基本共识”等等也应在探究之列。本人对“社会语言学”很有兴趣,那个“转换生成流派”的乔姆斯基这个人很好玩,他自己的学问在不同学科里“转换生成”且自成“流派”,确有真知灼见,《南方周末》关于普世价值问题应该去问问乔姆斯基(大笑)……对,那是个著名的美国左派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