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04-06-02 17: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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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危机
改革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起飞。从1980年至今,国民经济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0%以上。与此同期,美国和日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左右。然而,从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以年薪计)上看,日本人的工资从1980年的一万美元出头,增至如今的三万五千美元左右。其中9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四万五千美元左右,几乎比美国人的工资高出两万美元,成为世界上最贵的劳工。美国人的工资,在1980年为一万五千美元上下,如今维持三万二千美元上下的水平。也就是说,从1980年至今,日本人的工资几乎涨了三倍,美国人的工资也翻了一翻。中国的数据,在80年代前半期由于计划经济中的福利、物价等因素而缺乏可比性。从1996至2002年,官方的统计表明工资翻了一翻。但许多厂家则称这段时间工资没有提高,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尽管统计数据的精确度上多有可争议之处,但与日美粗略的比较至少表明,中国比人家快三倍的高速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工资水平的相应大幅度提高。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从高速经济增长中受益。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调查,1990年中国大致有三亿五千万人口生活在一天一美元以下的生活水平。到2000年,这个数字跌到两亿。大量农村劳工涌入城市,压低了城市的工资,却使许多农民脱贫。这应该说是个不小的成就。
如今,中国农村还有大约一亿五千万的无业劳动力,比美国的整个劳动大军的人数还多。这一严酷的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在长时间内压低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正是由于有这样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外资大举进军中国。中国成为了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得过低,就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长远的危机。
众所周知,劳动力费用低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人们常常把工资和劳动力费用混为一谈。工资衡量的是单位时间内的工人收入。劳动力费用则是衡量单位产值所需的劳动力费用。当工人挣高一倍的工资、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三倍的产值的时候,劳动力费用不是上涨,而是下降。“华尔街时报”讲了个生动的例子:在现代工业部门,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5%。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
廉价劳动力,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机会。但是,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出现了笔者所谓的“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最大的谬误。目前,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国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在短期内,这对中国并不构成重大的问题,因为低得出奇的工资毕竟降低了劳动力的费用,引来的外资也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如前所述,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靠工资低降低了劳动力费用,不用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反观印度,劳工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工程师们的劳动生产率则和美国的同行接近,这就降低了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劳动力费用。结果,美国的计算机、高科技后勤服务业纷纷进入印度。当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时,印度成了“世界办公室”。看来,吸引外资,也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一条路。
在未来50年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奏效,中国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的阶段,每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人数将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低,压低了工资,使每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微乎其微。不要说投资下一代的教育,就是连维持自己的生计、抚养老人也很难支持。
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时,及时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世界之最。如今,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又经历了十多年的低沉。
如今之所以能在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人口的劣势下重新复苏,和60年代初的远见恐怕不无关系。当今的中国,正在面临同样的抉择。
(文/薛涌,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