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就在一夜间，二线城市意识到了人才的价值。

2017年8月28日，江苏省政府为吸引创新人才，要使引进人才的实际收入“等于其工资薪金的税前收入”，意即免除其个人所得税；两天前，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喊出“让大学生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买到房子”的口号，试图用“八折购房”留住大学毕业生；半个月前，山东济南推出了“史上最低落户政策”，放宽人才落户条件；再早一些的7月19日，四川成都提出本科以上青年直接“凭毕业证落户”。

此外，杭州、南京、长沙、宁波、西安、厦门等主要二线城市，均在2017年发布了户籍、住房、财税补贴等方面的政策，定向吸引人才。

在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户籍、高房价、清理低端产业和教育等门槛居高不下的同时，以武汉、成都、杭州等为代表的二线城市，却正降低门槛，打响了一场人才争夺战。

“城市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口的争夺战。”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

▲2017年，“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宣讲活动频频走进高校，邀请大学生在武汉圆梦。（视觉中国/图）

留下大学生

每一项政策都像在扯着嗓子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喊：送户口，送房子、送钱、你到底来不来？

2017年临近毕业的时候，班里同学都以为刘晓会去位于北京的中国移动总部工作，但她却出人意料地留在了南京。

刘晓于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她表示，中国移动确实是非常好的就业机会，“但是南京可以落户又有补贴，很好很方便”，又考虑到南京的房价比北京便宜很多，于是她决定放弃中国移动总部最后一轮面试的机会，留在南京。

所谓的“可以落户又有补贴”，是指南京今年户籍制度和人才政策上的新动作。

南京于2017年2月正式实施积分落户政策，按照积分政策有十一类人可以直接落户。这十一类人涵盖了“千人计划”专家、博士后、海归等高学历人才，也包括大学生村官、军队干部，以及有职业技能的工匠型人才。

在户籍政策实施两个多月后的4月24日，南京市政府印发执行了《南京市人才安居办法（试行）》（下称《安居办法》），用以鼓励相应人才在南京就业和创业。按照《安居办法》，人才被分为ABCDEF六类，对应不同的人群，在住房方面由市政府给予实物配置或租赁补贴形式的优惠。

刘晓这样的全日制硕士学位获得者在整个《安居办法》中属于F类，F类人才在毕业两年内可以领取一定的住房补贴。但不管是人才落户政策，还是F类人才补贴的领取，都有附加条件，比如“毕业2年内在我市纳税的各类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就业且签订1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

不过，刘晓现在就职的单位总部位于北京，虽然在南京工作，但不在南京纳税，因而无法在南京落户，也无法领取住房补贴。“当初以为有补贴就没有租房的压力了，没有对政策详细了解。”刘晓说，她被告知就业单位不符合要求，这才意识到政策在操作过程中还是有一定门槛的。

与刘晓一起合租的室友去年本科毕业于安徽省内高校，其工作单位是一家创业公司，恰好在南京注册，也在南京纳税，于是她顺利拿到了南京市政府的租赁补贴，每个月600块。按照规定，高校毕业生只要在毕业两年内申请，申请之后可以连续领取24个月的租赁补贴。

相对南京来说，江苏省其他二三线城市的落户政策则宽松很多。在距离南京不到两百公里的无锡，也即将在2017年9月实施户籍新规。对于高校毕业生的落户，只要满足在本地缴纳社保和持有《江苏省居住证》即可在无锡落户。

8月28日，江苏省政府又对外公布了《关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的意见》，其中规定，鼓励地方政府创新人才政策，使引进人才的实际收入“等于其工资薪金的税前收入”——换句话说，免除创新类人才的个人所得税。

从全国来看，2016年底至今，有多达14个二线省会城市提出针对人才的放宽落户和补贴政策，这些城市公布的文件里都不约而同有几个关键词：户口、房子、财税减免或补贴。

几乎每一项政策都像在扯着嗓子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喊：送户口、送房子、送钱，你到底来不来？

2017年7月，四川成都明确提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大学生可以“凭毕业证落户”，细则规定有就业单位和无就业单位的毕业生，都可以在成都落户。

而在二线城市中，留下大学生的决心最大的当属武汉了。武汉是中国常住人口超千万的副省级城市，高校众多，但近年来从武汉毕业的大学生却大比例流向沿海发达城市。

2017年年初履新的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在其上任之初就提出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希望武汉能够在5年内留下100万大学生。

8月26日，陈一新在公开场合透露，武汉近期将推出三大核心工程，分别解决留汉大学生的落户户口、住房和收入三大问题。首先，武汉放开无门槛大学生落户，大学生可凭毕业证登记落户；其次，除了提供和建设大学生人才公寓之外，还争取让大学生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买到房子；此外，将制定大学生最低年薪标准，鼓励武汉的骨干企业给大学生加工资。

这是武汉在继4月份成立“招才局”，并将招才引智列为“一把手工程”之后更大的动作。此前已经有数据显示，今年1-7月，武汉市共新办理落户8.4万人，较去年全年增加2.8万人。

打出“留住百万大学生”口号的还有西安、长沙等地，今年西安先后出台人才新政23条，推出宽松的户籍新政和22万套人才公寓建设工程。

有意思的是，南方周末试图向济南市人社局和武汉市招才局咨询人才政策和落户事宜，但相关工作人员都表示对具体细则不熟悉。

下注人力资本

到了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要依赖互联网、金融、文化创意来拉动，而这正是依赖人本身的行业。

严格来说，中国的一、二、三线城市的称呼是个非官方概念。

为了进行住宅销售价格调查，国家统计局曾将国内70个主要城市划分为三类：一线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二线城市为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城市和其他副省级城市共计31个城市；三线城市为除此之外的35个城市。

相比于没有异议的四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榜单颇有争议。《第一财经周刊》在2013年根据一系列政治、经济指标评出了中国的15个新一线城市：成都、杭州、武汉、天津、南京、重庆、西安、长沙、青岛、沈阳、大连、厦门、苏州、宁波和无锡。这些城市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二线城市。

人口净增长无疑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有吸引力的重要指标。根据公众号智谷趋势的研究，这些二线城市中的大部分都在过去五年间人口净增长超过了25万人，二线城市中的天津和重庆，在过去五年间人口净增长超过了100万。

与人口增长相对应，二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也迎来了相对快速的时期。根据最新公布的2017年上半年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GDP数据，济南、成都、杭州、厦门、长春和南京的增速在8%及以上，高过了广州的7.9%。宁波、西安、青岛、武汉的增速也都在逼近广州。而同期北京和上海的增速分别为6.8%和6.9%。

武汉早在2013年就发布了城市发展的远景规划《武汉2049规划》，其中写道，希望通过转变发展动力，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使科技创新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凸显。而当下的人才战略正是响应城市远景发展规划的动作。

上海交大经管学院教授陆铭认为，地方政府在这个时点争夺人才，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要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入。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对南方周末说，中国过去依赖石油、石化、煤炭等高度依赖土地、廉价成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到了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要依赖互联网、金融、文化创意来拉动，而这正是依赖人本身的行业。

武汉市政策研究室主任樊志宏说，武汉是比较早就确立了要以人作为城市发展的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城市，“城市工作不是高楼大厦，不是车水马龙，它的核心是人。”他对南方周末说。

抢“人”，并不仅仅只是争夺人才，也指人口的绝对数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郭未认为，现在中国说一个城市有没有发展力和吸引力，最关键的指标就是人口。人口一般是以常住人口来衡量的，“特大城市评估标准的第一个指标就是人口，正因为如此，南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曾经提出过要建设千万人口特大城市的目标。”郭未对南方周末说。

以往，人口流动的一个最关键障碍就是户籍制度。但从2016年开始，政府决心逐步清除这个障碍。

2016年3月发布的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要求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常住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对于省会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要求全面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放开。

纲要发布之后，国务院又印发《推动一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要求在2020年之前实现1亿人落户城市，把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作为城市化的指标。

2017年多个省会及主要二线城市放开落户，推出吸引大学毕业生的政策，正是以“十三五”规划要求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背景。

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最早是从1984年开始，“喊了好多年，也改了好几轮，这次真的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文凯告诉南方周末，二线城市像武汉、济南等，原来的改革都还是说买房子才能落户，但现在很多地方租住半年或者一年就可以落户了，这是个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大部分二线城市的落户政策，还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更多的偏爱，在数份关于人才政策的文件中，南方周末都发现了将人才区分为几档的奖励和补贴办法。

上海交大经管学院教授陆铭毫不讳言对当下二线城市抢人大战的悲观，他认为二线城市对受过高等教育且相对收入较高的人群开放落户的政策倾斜，会对城市发展带来隐患。

“在经济学里有个理论叫人才结构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会导致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同时在城市里集聚。”陆铭说，现行的政策虽然有利于城市吸引高技能人才，但是客观上却导致了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排斥，长期发展一定会带来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短缺。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讲，这其实不利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降低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

他表示，这一政策也有违公平原则。因为户籍是与公共服务捆绑的，上述政策等于把公共服务的优先获取权给了相对收入较高的人，而这实际上违背了世界范围内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先照顾穷人的原则。

“企业的吸引力大过城市”

与薪酬和城市位置相比，新一代的年轻人似乎更加在意个人的成长及发展前景。

在这场硝烟四起的人才争夺战中，一些强二线城市不仅从其他二线城市抢人，而且事实上也挖了一线城市的墙脚。

江忆是2015年底从北京搬到杭州的，到现在快满两年了。她在北京读大学，2008年毕业后，在一家知名财经杂志做记者，后跳槽到阿里系蚂蚁金服的北京分公司工作。为了寻求进一步的职业发展，江忆搬到了蚂蚁金服的总部杭州。

现在的江忆已经是杭州人了，她不仅有了杭州户口，还在供自己的房子。江忆对南方周末说，“到杭州是因为想在总部有更好的发展，其实还是企业的吸引力大于城市的吸引力，城市对人是挺虚的一个词。”

杭州市统计局和人才办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今，杭州累计引进具有海外留学及海外工作经历的人才高达2.3万人，落户杭州的海外人才中有多达94.1%集中于信息软件、生物医药、新能源、金融服务等高端技术产业。

猎聘8月14日发布的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城市人才净流入率排名中，杭州以11.21%名列第一；此前有数据显示，从2016年开始杭州在高端人才的引进数量上就已经超过了北京、上海和深圳。

对于杭州这个城市而言，是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网易等互联网公司赋予了它崭新的魅力。“阿里之于杭州，类似于科大讯飞之于合肥，斗鱼之于武汉。”孙不熟对南方周末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认为，二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的第一个要素是就业机会，尤其是高端的就业机会。

根据数字100市场研究中心针对应届毕业生的调查，在“对于未来个人发展，您更看重哪些因素？”这个问题中，获得占比最高数量的选项是“个人发展空间”，其次才是“所在城市的生活质量”，第三位是“薪酬福利待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文凯表示，北京毕业生这两年回流家乡的趋势非常明显，“我在2015年底做过一次调查，清华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有一半以上都回老家的省会城市去了。我觉得这比例只会越来越大，不会缩小”。

他在与学生们的交流中发现，如果一个毕业生不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给户口给现金奖励也没有用，“户口和补贴只能起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他今年指导的两个毕业生都是先在北京找工作，但不太满意，后来一个去了重庆的银行，一个去了厦门，都回了家乡。

对于很多人而言，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是做梦的地方。在年轻并一无所有的时候，愿意在这座城市奉献自己的人生。但到了结婚生子的年纪，现实问题就会摆在眼前。

“房子是很现实的问题。”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杨一凡没有选择留在北京工作，今年29岁的他在南京工作快两年了。在他的北大同学中，很多人仍留在北京“挣扎着”，在北京买房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一个梦想。“我是我们班第一个买房买车的。”在杨一凡看来，留在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讲也像一种执念。

大数据公司艾普英捷提供的数据显示，从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流出人口的年龄分布来看，占最大比重的是26-35岁。在广州和深圳，这个年龄段离开的占了总流出人口的四成以上。原因可能是这个年纪的人正面临结婚生子等问题，必须要做出选择。其次是36-45岁这个年龄段，这个年纪的人感受到一线城市巨大的生活压力，从而可能寻求改变。

孙不熟告诉南方周末，他身边的朋友从一线往二线回流的比例很高。“刚毕业可能不高，但是到了结婚生子的阶段，必须得考虑买房，这个问题在北京很难解决，或者说要花很高的成本。”他说，“而去二线城市很轻松地就把房子买了，媳妇娶了，孩子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