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变迁，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和“网络社会”的兴起，不少左翼学者从技术变革、知识生产和媒介批判的角度展开了总体性的分析。如德国批判理论学者沃尔夫冈·豪格（Wolfgang Haug）提出了“高科技资本主义批判”的概念，强调马克思《资本论》从商品形式到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仍然包含着对高科技时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形式，即物质生产实践本身的辩证历史结构［15］。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则从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批判出发，建构了所谓的“文化政治经济学”（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框架，将全球化和空间问题、网络社会与知识生产、资本主义国家和权力问题综合起来加以考量。此外，针对新的互联网发展和传媒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英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批判性分析，强调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分析更为紧密地同传播媒介批判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关注新历史条件下资本对个人的统治或奴役方式的转型，不少当代西方激进理论家尝试提出新的理论框架来推进或替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奈格里和哈特（Negri and Hardt）关于“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ur）和跨国资本“帝国”的探讨。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维尔诺（Palolo Virno）关于“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分析。通过创造性地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中的“一般智力”（依托“机器体系”和“固定资本”）的观点，维尔诺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以非物质劳动为基础的“现实抽象”，即以知识和信息生产为基础的资本权力体系。近年来，强调“重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齐泽克（Slavoj Zizek），在将马克思和拉康嫁接起来的过程中，利用“剩余快感”给出了对“剩余价值”的过渡诠释，且提出了“剩余知识”（surplus knowledge）的新观点。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当代激进话语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新回应之一。

可以说，上文提到的诸多左翼激进学者，已经充分意识到在新的以知识生产和非物质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了新的奴役力量或垄断机制，而这样一种力量和机制本身又是以对个人主体的塑造或控制为基本作用方式的。也就是说，它们以理论的方式再现了现实中出现的新型经济形式或生产方式。然而，如何更为深入系统地理解这一历史趋势，并对诸种理论话语进行科学的回应，特别是垄断性“平台”与个体化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个仍然有待解答的难题。参照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看到，关键性的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秘密的揭示，而为了揭示这一过程的秘密，焦点或首要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总过程的分析基础上，给出对价值问题的科学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多种变革，及其引发的相应理论争论，将为我们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一个绝佳的契机。同之前任何一次生产方式的变迁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和理论形态转移相类似，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现实背景中，正在引发新一轮的争论。一个直接的佐证就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将马克思“价值”概念搁置多年之后，正在新的历史和理论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问题［18］。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理解来说，直接相关的，就是在既有讨论中已经广泛提及的全球“价值链”转型，特别是介乎“价值增加”（value adding）与“价值主张”（value positioning）之间的“生产性消费”问题。四、“生产性消费”：新一轮“地理大发现”？

正如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将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的变革，还将推动整个社会历史的全面发展。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个横亘在物理世界、数字世界、生物世界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的系统性变革（跨界整合），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乃至自身的存在方式、与他人的“交往方式”都将得到彻底的改变。按照施瓦布的看法，在速度、程度和系统性上，这种改变比以往一切都更为深刻。甚至于这场变革可以被描述为是指数级的。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几乎直接改变了所有的工业环节，进而系统影响到物质生产、经济运转和政治治理。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3D打印、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生物科技、纳米技术、机器人和量子计算机的发展，毫无疑问，“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不远的将来将引发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当然，这场变革现在仍然仅仅处在起步阶段。如何看待这场变革，无论是对它持一种“乌托邦”式的期待，还是将其置于一种审慎警惕之中，都将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展开而得到更为现实的回答。就当前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来说，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和“生产性消费”的实现是有关这场革命讨论最为集中的话题。一方面，这一讨论本身同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劳动价值论直接相关，已经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争论和热议。另一方面，由于价值问题直接关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社会结构的本质理解，因此这一问题构成了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系问题的核心焦点之一。

在施瓦布的著作中，作者曾经提到“价值链”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专门论述“生产性消费”，而只是在讨论“工业40”时涉及到了“定制化生产”的问题。实际上，“生产性消费”以及“生产性消费者”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术语。这样一个合成词是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中首先使用的，并在2006年出版的《财富革命》中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近年来，有关“生产性消费”与价值创造（value creation）的讨论日益升温。特别是随着“IoT”以及新兴高科技互联网企业的发展，“生产性消费者”、“行为经济”与“价值创造”逐渐成为讨论的关键词。在西方社会，一种主流的观点是：通过以“Web2．0”和“IoT”为基础的新型互联网“平台”的搭建，可以在“生产性消费者”，也就是同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网络用户的行为中，创造出不同于原有工业生产的更多的新的价值，而这也就是新兴互联网企业的收入来源所在。有观点是这样解释的：“‘IoT’的发展可以使我们预见这样的未来，通过‘IoT’科技我们可以增加既有产品的价值。因为价值存在于人们购买的产品和服务之中，存在于他们同企业的关系之中，存在于他们旅行或娱乐的支出之中。在这样一种经济关系中，收入一方面是外在价值交换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内在行动的产物。”［19］在此基础上，“生产性消费”还被作为与“工业4．0”直接相关的经济环节来理解，即成为微观企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条件下“价值增值”与“营销定位”之间的中介，或者说，“价值增值”体系在“营销定位”环节的拓展。“生产性消费”同时既是生产网络的延伸，又直接属于“市场定位”的环节，二者合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定制化生产”就是“生产性消费”最直接的表现。

基于“CPS”、“IoT”和“Web2．0”，施瓦布为我们描绘的“新型弹性工作革命”似乎很快能成为现实。按照其引述的观点，“未来可能会有一部分人通过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获取收入——你既可以是优步司机，又可以是Instacart的采购员，Airbnb的房东，也可以在Task rabbit上做临时工”［20］。这一美好的愿景听起来很像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个著名比喻的现实化，“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然而，结合前两部分的分析，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弹性工作”的个人，在现实中将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他必须能够克服“工业4．0”带来的就业分化的风险，二是他还必须处理好自己的工作与其所依赖的“平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全面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价值链”转型，不仅需要对上述新的现象做出及时的追踪，而且更应在理论的对话中给出全面的科学的反思。对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给出的“价值”分析——作为资本社会关系的“现实抽象”，我们不难发现：既有西方主流话语中的“价值”，或者说“生产性消费”中涉及的“价值创造”和“价值主张”，都不过是作为“使用价值”的“效用”概念和现代“经济学”的“收入”概念的混合和折衷。在所谓的“价值链”转型中蕴含的不过是生产和消费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更为直接的统一。其中包含着全球化条件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这一转型依赖于新型传播媒介平台基础上既有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利用。借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我们似乎可以更为深切地理解“生产性消费”的本质。

沿袭并批判性改造斯密的相关理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就在于是否创造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生产性”本身就意味着能够带来剩余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谓“生产性消费”，就是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就是直接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行为。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的新技术平台，之前马克思所探讨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愈发直接地融合为一体。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融合本身就成为加快资本循环速度，拓展资本积累领域的巨大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说，“生产性消费”所折射出来的“价值链”转型，以愈发直接的方式再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构成。回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笔者尝试提出这样的观点：“第四次工业革命”，尤其是作为其产物的“生产性消费”，预示着一场新的“地理大发现”。不同以往的是，这新一轮“地理大发现”一方面意味着在新的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条件融汇背景下，工业生产在全球化范围内的重新布局——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将不仅在新技术条件下发生变化，而且将因为技术和知识的积累而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地域界限；另一方面也包含着资本对人类生活本身的全面殖民化，个人的生活世界将越来越直接地成为作为自主主体（automatisches subjekt）的资本“强占”（landnahme）的对象［21］。在资本成为主导的条件下，个人的消费不仅与生产活动直接结合在一起，缩短资本循环的周期，而且现有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个人生活条件，也将直接成为依托知识－信息平台形式出现的新型垄断的对象和工具——既有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个人生活，将不仅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环节存在，而且直接成为新一轮资本“原始积累”争夺的对象。

简短的结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如何，“第四次工业革命”都将带来人类社会历史的一次根本转型；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针对这一转型的力量进行批判性分析，并不等同于认可那种既存在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也隐身于后现代思潮之中的“卢德主义”（Ludditism）观念。以鲍德里亚的教训为例，在敏锐地观察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个人生产的全面奴役和渗透的同时，如果只是尝试重新激活“卢德主义”，在对资本的“全面”拒斥中寻求解放的可能性，那么，这才真地成为一种其批判对象的“隐性同谋”。回顾此前三次工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和转型的历史，可知：马克思主义非但从来不拒绝任何形式的技术创新，反而总是自觉地以最新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在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前提下，保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对抗性矛盾的批判性反思，并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寻求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策略。任何一次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社会革命，都不是一场孤零零的变革，必然依赖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因此，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乌托邦观念，最大的失误不在于相信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在于它不能理解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复杂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信：“第四次工业革命”初现端倪，已经蕴含着既有的技术积累和特定的社会关系调整，而其进一步展开，不仅将极大地改变现代社会的结构形态和思想观念，而且将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时代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和客观基础。

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之日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就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迁紧密关联在一起。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要着力解决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和跨越式发展问题，而且必须正面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所暴露、引发，甚至是转移产生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全新的挑战。正如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总结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所达成的共识：为了抓住这一机遇、应对其中挑战，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确保“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注重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我们坚信，随着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推进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也将得到新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