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病至少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无可代替。

一个人的病，是只有他自己去应对的，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人患病，也没有人能够把自己的病委托他人去得。疼痛也好，死亡也好，都无法转让，无法转嫁，他人也无法接手，哪怕一星半点。病是人不得不“亲自”去得的东西。因为不得不“亲自得病”，所以“亲自得病”就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说法。

梦也一样。它属于个体，属于私人。每个人只能“亲自”做自己的梦，不能代别人做，也不能把自己的梦交由别人做出来。与梦和病相似，一切具有“身体性”的活动，依赖于个体的在场，依赖于“及身性”的功能，都无法转交他人。

人不得不“亲自”吃喝拉撒，而不能由秘书或最贴心的代理人来完成。这既是身体的正常功能，也是自我的实现形式，它是身体的责任，也是人格的基础。极端情况下，人也许需要通过器械或者他人来帮助完成吃喝拉撒，这不仅报告了身体的衰朽，也会产生人格的疑义。身体剖开、全身插满导管，也许可以维持生命，但生活是否具有尊严和意义，会成为沉重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安乐死议题。

做梦是身体不可转让的功能，也是个体不可剥夺的一项权利。每个人做自己的梦，无法统一。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做的梦大为不同，不是奇怪的事情，也未必就是心有二志，而是完全正常的事情。所谓“同床异梦”，虽然往往作为各怀鬼胎的形容，实际上却正是梦的常态，谁曾见夫妻因为做的梦不同而生出嫌隙？

梦是自由的。梦的自由甚至超过思想。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梦是自主发生，甚至梦的主人都不能控制。我可以决定自己想或者不想不哪一件事情，但不能决定晚上做或者不做哪一个梦。

梦并不总是美好的。虽然说起梦，人们往往以为那意味着美好，但实际上梦并非如此。“痴人说梦”、“美梦成真”、“南柯一梦”、“梦中呓语”等等常用语，语义有褒有贬，但都假定梦境是美好的。但噩梦和无所谓美不美的梦都大量存在。

梦想并不存在。所谓梦想，只是语言上的双音节组词，而非真有“梦中所想”。梦不是想，它睡眠中随机生发的、非逻辑的、非主动的虚幻图景，而想是基于逻辑的大脑非梦活动，不管是“理想”、“异想”还是“胡思乱想”，都基于意识上的主动。

把属于个体的梦，推展到国家层面，与国家的名称组配，形成“X国梦”的说法，隐含着劝服。它是语言的公关，以拉近个体和国家的距离，在个体与至大的集群之间建立起貌似亲近的关系，从而模糊群己界限，弱化人对个体意志的坚持、对集群意志的戒备。它也是意志的规训，使人不经意间接受各种假定，这些假定包括集群的统一梦境、统一梦境的可定制性、梦境的转托代理机制、梦境的美好特征等。

从语言公关上说，“X国梦”将属于个体的梦与属于集群的国家联系在一起，通过对集群的拟人化处理，显示集群的可亲，同时将个体挂勾于集群，使个体欣然归附其中。它使用一种柔软的语言身段，悄然传导集群想象的统一性。它以形象化、贴近性的语言策略，升华或者说抽象了个人，使人接受集群的先验存在，将自己融化于群体之中，服从集群的总体意愿，它是一种产生凝聚性的词语构造。

从意志规训来说，当人们接受“X国梦”的说法，意味着接受集群的共同属性，梦境得以统一，非理性与理性的界限打破，梦境与理想、梦境与目标的区别不再被究问。在从个体转向集群的过程中，自然生发的梦变成被定制的梦，自然生发的梦无拘无束，被定制的梦则是限定、选择、审核、批准的一些概念，不再有噩梦的可能，梦境被认定为美好概念的集合，而定制的执行者则是集群意志的代言者，概念词组被称为集群的公意，植入所有人的思维。

“美国梦”无疑是国家梦境的典型，这个词既用以指称作为美国立国精神的平等、自由、民主等价值，也用以指称依靠个人奋斗实现生活理想的信念。显然，无论在哪个意义上，“美国梦”这个词语既凝练地传播了美国的价值，也规训了移民的意识。

仿照“美国梦”，产生了各种国家梦的说法。这些说法情况不一。除了法国前总统萨科奇和现总统奥朗德使用“法国梦”的概念，其他国家很少仿照“美国梦”进行国家的自我陈述。“印度梦”是国际媒体对印度追逐大国地位的一种讽喻，“英国梦”、“德国梦”、“日本梦”基本不是各该国家自己的说法。

中国人喜欢以之形容相应国家不适当的“大国追求”，或者自己要前往相应国家实现个人抱负，而“中国梦”是正在人人争谈的概念。中国人使用“X国梦”时，核心要义从来都是国家的强大，用之于人与用之于己，一样，只是用之于人，常指其不适当或将破灭；用之于己，则无所疑义，视为至高至当的追求。

人人说梦的当口，是否应想想这种梦那种梦的真实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