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水王——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医院（长篇连载） 点击：797 | 回复：18
发表于：2007-10-07 2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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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王——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医院（长篇连载）
列车在北方的大地上飞驶，江雨亭望着窗外，忙忙夜色中，偶有几点灯光闪过。
“亭亭，你都看了一个多小时了，睡会儿吧。”
“不，妈妈，我不能睡。因为一睡着时间就过的特别快。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我要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我还没看够。妈妈，万一我要睡着了，你一定要把我叫醒。”
母亲说不出话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轻轻的搂着女儿。
夜深人静，水王在书房看书。他本名江堤，是省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生，同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水王。一会儿，水王的媳妇——水嫂进来了，问道：“那女孩怎么样了？”
水王说：“到北京去了。”
水嫂问：“到北京治得好吗？”
“到美国也没办法。”
“那就眼睁睁的看着她死？”
“可以化疗，可以延长生命。”
“那得多少钱？”
“一年大概十万，但估计她活不了一年。”
“我怎么发觉你们要钱的水平比治病的水平高呢？”
“你说的对，我们这些人只会要钱，不会治病。谁让你们这些既有能力，又有爱心的人不学医呢？没办法只有我们这些既无才又无德的人学了。”
“你们就是听不得批评，我们这是恨铁不成钢。”
“现在的医疗体制是要把钢炼成铁，而不是把铁炼成钢。”
水嫂不愿意了，说道：“我们知道体制有问题，可这不能作为医德下滑的理由，而且体制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 。”
水王说：“你的意思是体制难以改变，而医德容易提高。所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医德教育，医德提高了，人们看病就容易了。可事实恰恰相反，改变医德要比改变体制要难的多！医德本来是一种最稳定，最坚固的职业道德，很多人把它作为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它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它面对的是人的生命。而它现在居然崩溃了，难道我们不该想一想到底是为什么吗？因为道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一个社会，维系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劳动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稳定就依赖于等价交换。而在医院存在等价交换吗？一方面，患者感个冒就要花几百块，另一方面是医生在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之后合法收入和护士差不多。极度的不等价！既然人耐以安身立命的最根本的法则都造到了践踏，那医德沦丧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马克思不是说过，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去从事道德、艺术吗？
你说是改革落后的体制容易，还是唤回沦丧的医德容易？如果你还以为是提高医德容易，那你又如何将它唤回呢？是思想教育，还是严刑峻法？这么多年了，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做的好少吗，反倒是那些不做思想工作的国家，其道德水平比我们高的多；再就是严刑峻法，你认为把刀架在医生的脖子上医德能提高吗？
其实一个人的社会经历达到一定程度时，其思想已基本定型，不要总是试图去教育别人，改变别人，以达到社会对他们的要求。该先进的早就先进了，先进不了的，再怎么教育也没用。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并不取决它有多少先进人物，只要它的主体能够遵守游戏规则就不错了。”
水嫂说：“那你们收红包、拿回扣算不算遵守游戏规则？”
水王说：“不算，但这是医生通过不正当，或者说是违法的手段要回自己的正当权益。”
水嫂说：“照你的说法，只要有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就可以违法？”
水王说：“照你的说法，一个人无论受到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他也只能逆来顺受？”
水嫂说：“可总的讲良心吧？”
水王说：“医生也非常想讲良心，可面对两块钱的挂号费，你让医生怎么给患者开青霉素？”
水嫂说：“你们总说挂号费低，但老百姓并没从中受益。”
水王说：“医患双方都对此不满意，可见这一政策白痴到什么程度。”
水嫂说：“可你们应该知道现在大多数病人已经不堪重负，不可能给你们负担更高的工资。”
水王说：“病人看不起病，医生也很着急，医生自己得了病也住不起院。正是为了让大多数人看的起病，才要给医生加工资。何况这笔钱并不是让患者出，政府的负担也可以不用很大。”
水嫂说：“哦？愿闻其详。”
水王说：“要想降低患者的负担，就得让医生合理用药，合理检查；而让医生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就要有配套的政策，并且给医生一个合理的报酬。”
水嫂说：“那不给合理报酬就不合理用药，合理检查了吗？”
水王说：“说了半天，还是让医生去奉献嘛。无私奉献，如果是出于自愿，那无可厚非；可如果是强迫，那就是另一种类型的剥削，一种被奉献者对奉献者的剥削。一个耀眼的光环就把别人辛勤的付出剥削的干干净净。那些让别人无私奉献的人，自己从来不会无私奉献。如果他们无私奉献过，哪怕只有一个月，他们就应该明白：一个制度如果建立在无私奉献的道德要求之上，根本就是一个乌托邦！”
水嫂说：“那加了工资，你们就能合理用药，合理检查了吗？”
水王说：“不能。首先在医院，你不可能单独给医生加工资。所以你的假设在现有体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其次，你可知道医生开出的药，开出的检查要养活多少人吗？扭曲的医疗体制在漫长的岁月中已经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寄生虫阶层。他们广泛的分布在医院、卫生行政部门、还有制药行业。现在每个医院都养着一大群闲人，他们如果真是闲人，患者的负担也不会这么重。他们一天也没闲着，他们整天都在琢磨如何从医生的手中攫取更大的利益，然后逼着医生把屠刀挥向患者。所以就出现了‘各路豪杰尽现英雄本色，种种手段让人瞠目结舌’。这也是国有企业的医院版，所不同的是国企都关停并转了，而医院却靠着患者的血与泪苦苦支撑！
再看看卫生行政部门，他们利用手中的审批大权，检查大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假如医院干净了，有谁回去向他们进贡？中国有六千家药厂，而美国大概几十家。假如医生真的合理用药了，那么将有百分之九十的药厂关门！”
水嫂说：“你说的这些问题的确是问题，可现在假如把你们的工资加起来，你别管能不能，你们真能保证不拿红包回扣吗？”
水王说：“不能。不管你把医生的工资加到多高，我也不能保证就满足了每一个人的胃口，可这不能作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无所作为的借口。现在有机会拿回扣的医生百分之八十都在拿，可这并不意味着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坏了。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在本质上和别的行业的人没有多大区别。百分之十的人好，百分之十的人坏，还有百分之八十可以好也可以坏。所以要用政策来争取那百分之八十，用法律来对付那百分之十。可现行的政策却把那百分之八十推向了那坏的百分之十的一边，又用法律来对付那百分之九十。所以尴尬不断，一个医院经常被一锅端，最后还不是退款了事。”
水嫂说：“既然你们不能保证，那到时把你们一边拿着高工资，一边拿着红包回扣，那患者岂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吗？”
水王说：“有一个医生在离开公立医院时说假如能给我私营医院给我工资的百分之五十我留下，百分之四十我留下，百分之三十我也留下，可凭什么只给我百分之二十？我把这句话改一下，假如给我该给我的百分之五十我不拿红包回扣，百分之四十我不拿，百分之三十我也不拿，可凭什么只给我百分之二十？相信这是很多医生的心声，没有人愿意提心吊胆的活着！
医生本可以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过上很体面的生活，本可以很有尊严的活着。可就是那一帮所谓的人民公仆，不尊重客观规律，为了在短时间内让所有的人看上病，竟然异想天开的认为保持医生的低工资水平就可以减轻患者的负担。不仅如此，他们不允许医院正常收取诊疗费，当医院难以为继，而政府又不堪重负时，有人想到了以药养医。这样不仅解决了医院的生存问题，还养活了一批药厂，两全其美。简直是一群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熟不知，从此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回扣泛滥，患者的负担直线上升，多少本看得起病的人也看不起病了，多少本可以避免的灾难降临人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现在大多数人看不起病正是源于政府为了把医疗费降到大多数人可以承受的范围而做的种种努力！
审计部门可以把一个注射器，一袋盐水都查的清清楚楚，那么政策失误，谁来审计？”
水嫂说：“难道有关决策者没意识到这些情况？”
水王说：“你也太小看他们了，之所以不能对症下药，个中原因太复杂了。说简单点，就是利益集团的阻碍。就是我刚才说的医药系统的寄生虫阶层。很多人认为是医生，可恰恰相反，改革愿望最迫切的是医生，因为他们天天都生活在一个他们深恶痛绝的环境中！是的，现在很多医生都在拿红包拿回扣，可要知道这些钱中有一部分本来就属于医生，只是被一部分人剥夺了，医生通就是灭顶之灾，所以千方百计的阻挠。当有人提出改变以药养医的体制，改变医院的管理体制，分配制度时，他们却说医改事关人命，要积极稳妥。的确稳妥，二十年了，没有任何涉及体制的实质性改革！
可该爆发的总要爆发，当患者不堪重负时，当整个社会都在为之颤抖时，医疗系统的深层次矛盾即将呼之欲出，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些高官利用人们对医疗腐败的憎恶，恰倒好处的把问题归咎为医疗市场化和医德。因为市场经济里的人总是惟利是图的，这与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是格格不入的。媒体几乎一边倒的迅速跟进，为之摇旗呐喊。人们一下子就把矛头直指市场化和医德，叫杀声，呐喊声铺天盖地，排山倒海。一时间，血雨腥风顿起，刀光剑影毕现。而真正的罪魁——落后的医疗体制躲过一劫。寄生虫阶层笑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们知道，当人们把矛头指向医德时，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他们可以继续高枕无忧的当他们的寄生虫。可悲，可气，
列车在北方的大地上飞驶，江雨亭望着窗外，忙忙夜色中，偶有几点灯光闪过。
“亭亭，你都看了一个多小时了，睡会儿吧。”
“不，妈妈，我不能睡。因为一睡着时间就过的特别快。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我要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我还没看够。妈妈，万一我要睡着了，你一定要把我叫醒。”
母亲说不出话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轻轻的搂着女儿。
夜深人静，水王在书房看书。他本名江堤，是省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生，同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水王。一会儿，水王的媳妇——水嫂进来了，问道：“那女孩怎么样了？”
水王说：“到北京去了。”
水嫂问：“到北京治得好吗？”
“到美国也没办法。”
“那就眼睁睁的看着她死？”
“可以化疗，可以延长生命。”
“那得多少钱？”
“一年大概十万，但估计她活不了一年。”
“我怎么发觉你们要钱的水平比治病的水平高呢？”
“你说的对，我们这些人只会要钱，不会治病。谁让你们这些既有能力，又有爱心的人不学医呢？没办法只有我们这些既无才又无德的人学了。”
“你们就是听不得批评，我们这是恨铁不成钢。”
“现在的医疗体制是要把钢炼成铁，而不是把铁炼成钢。”
水嫂不愿意了，说道：“我们知道体制有问题，可这不能作为医德下滑的理由，而且体制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 。”
水王说：“你的意思是体制难以改变，而医德容易提高。所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医德教育，医德提高了，人们看病就容易了。可事实恰恰相反，改变医德要比改变体制要难的多！医德本来是一种最稳定，最坚固的职业道德，很多人把它作为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它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它面对的是人的生命。而它现在居然崩溃了，难道我们不该想一想到底是为什么吗？因为道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一个社会，维系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劳动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稳定就依赖于等价交换。而在医院存在等价交换吗？一方面，患者感个冒就要花几百块，另一方面是医生在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之后合法收入和护士差不多。极度的不等价！既然人耐以安身立命的最根本的法则都造到了践踏，那医德沦丧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马克思不是说过，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去从事道德、艺术吗？
你说是改革落后的体制容易，还是唤回沦丧的医德容易？如果你还以为是提高医德容易，那你又如何将它唤回呢？是思想教育，还是严刑峻法？这么多年了，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做的好少吗，反倒是那些不做思想工作的国家，其道德水平比我们高的多；再就是严刑峻法，你认为把刀架在医生的脖子上医德能提高吗？
其实一个人的社会经历达到一定程度时，其思想已基本定型，不要总是试图去教育别人，改变别人，以达到社会对他们的要求。该先进的早就先进了，先进不了的，再怎么教育也没用。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并不取决它有多少先进人物，只要它的主体能够遵守游戏规则就不错了。”
水嫂说：“那你们收红包、拿回扣算不算遵守游戏规则？”
水王说：“不算，但这是医生通过不正当，或者说是违法的手段要回自己的正当权益。”
水嫂说：“照你的说法，只要有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就可以违法？”
水王说：“照你的说法，一个人无论受到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他也只能逆来顺受？”
水嫂说：“可总的讲良心吧？”
水王说：“医生也非常想讲良心，可面对两块钱的挂号费，你让医生怎么给患者开青霉素？”
水嫂说：“你们总说挂号费低，但老百姓并没从中受益。”
水王说：“医患双方都对此不满意，可见这一政策白痴到什么程度。”
水嫂说：“可你们应该知道现在大多数病人已经不堪重负，不可能给你们负担更高的工资。”
水王说：“病人看不起病，医生也很着急，医生自己得了病也住不起院。正是为了让大多数人看的起病，才要给医生加工资。何况这笔钱并不是让患者出，政府的负担也可以不用很大。”
水嫂说：“哦？愿闻其详。”
水王说：“要想降低患者的负担，就得让医生合理用药，合理检查；而让医生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就要有配套的政策，并且给医生一个合理的报酬。”
水嫂说：“那不给合理报酬就不合理用药，合理检查了吗？”
水王说：“说了半天，还是让医生去奉献嘛。无私奉献，如果是出于自愿，那无可厚非；可如果是强迫，那就是另一种类型的剥削，一种被奉献者对奉献者的剥削。一个耀眼的光环就把别人辛勤的付出剥削的干干净净。那些让别人无私奉献的人，自己从来不会无私奉献。如果他们无私奉献过，哪怕只有一个月，他们就应该明白：一个制度如果建立在无私奉献的道德要求之上，根本就是一个乌托邦！”
水嫂说：“那加了工资，你们就能合理用药，合理检查了吗？”
水王说：“不能。首先在医院，你不可能单独给医生加工资。所以你的假设在现有体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其次，你可知道医生开出的药，开出的检查要养活多少人吗？扭曲的医疗体制在漫长的岁月中已经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寄生虫阶层。他们广泛的分布在医院、卫生行政部门、还有制药行业。现在每个医院都养着一大群闲人，他们如果真是闲人，患者的负担也不会这么重。他们一天也没闲着，他们整天都在琢磨如何从医生的手中攫取更大的利益，然后逼着医生把屠刀挥向患者。所以就出现了‘各路豪杰尽现英雄本色，种种手段让人瞠目结舌’。这也是国有企业的医院版，所不同的是国企都关停并转了，而医院却靠着患者的血与泪苦苦支撑！
再看看卫生行政部门，他们利用手中的审批大权，检查大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假如医院干净了，有谁回去向他们进贡？中国有六千家药厂，而美国大概几十家。假如医生真的合理用药了，那么将有百分之九十的药厂关门！”
水嫂说：“你说的这些问题的确是问题，可现在假如把你们的工资加起来，你别管能不能，你们真能保证不拿红包回扣吗？”
水王说：“不能。不管你把医生的工资加到多高，我也不能保证就满足了每一个人的胃口，可这不能作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无所作为的借口。现在有机会拿回扣的医生百分之八十都在拿，可这并不意味着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坏了。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在本质上和别的行业的人没有多大区别。百分之十的人好，百分之十的人坏，还有百分之八十可以好也可以坏。所以要用政策来争取那百分之八十，用法律来对付那百分之十。可现行的政策却把那百分之八十推向了那坏的百分之十的一边，又用法律来对付那百分之九十。所以尴尬不断，一个医院经常被一锅端，最后还不是退款了事。”
水嫂说：“既然你们不能保证，那到时把你们一边拿着高工资，一边拿着红包回扣，那患者岂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吗？”
水王说：“有一个医生在离开公立医院时说假如能给我私营医院给我工资的百分之五十我留下，百分之四十我留下，百分之三十我也留下，可凭什么只给我百分之二十？我把这句话改一下，假如给我该给我的百分之五十我不拿红包回扣，百分之四十我不拿，百分之三十我也不拿，可凭什么只给我百分之二十？相信这是很多医生的心声，没有人愿意提心吊胆的活着！
医生本可以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过上很体面的生活，本可以很有尊严的活着。可就是那一帮所谓的人民公仆，不尊重客观规律，为了在短时间内让所有的人看上病，竟然异想天开的认为保持医生的低工资水平就可以减轻患者的负担。不仅如此，他们不允许医院正常收取诊疗费，当医院难以为继，而政府又不堪重负时，有人想到了以药养医。这样不仅解决了医院的生存问题，还养活了一批药厂，两全其美。简直是一群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熟不知，从此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回扣泛滥，患者的负担直线上升，多少本看得起病的人也看不起病了，多少本可以避免的灾难降临人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现在大多数人看不起病正是源于政府为了把医疗费降到大多数人可以承受的范围而做的种种努力！
审计部门可以把一个注射器，一袋盐水都查的清清楚楚，那么政策失误，谁来审计？”
水嫂说：“难道有关决策者没意识到这些情况？”
水王说：“你也太小看他们了，之所以不能对症下药，个中原因太复杂了。说简单点，就是利益集团的阻碍。就是我刚才说的医药系统的寄生虫阶层。很多人认为是医生，可恰恰相反，改革愿望最迫切的是医生，因为他们天天都生活在一个他们深恶痛绝的环境中！是的，现在很多医生都在拿红包拿回扣，可要知道这些钱中有一部分本来就属于医生，只是被一部分人剥夺了，医生通就是灭顶之灾，所以千方百计的阻挠。当有人提出改变以药养医的体制，改变医院的管理体制，分配制度时，他们却说医改事关人命，要积极稳妥。的确稳妥，二十年了，没有任何涉及体制的实质性改革！
可该爆发的总要爆发，当患者不堪重负时，当整个社会都在为之颤抖时，医疗系统的深层次矛盾即将呼之欲出，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些高官利用人们对医疗腐败的憎恶，恰倒好处的把问题归咎为医疗市场化和医德。因为市场经济里的人总是惟利是图的，这与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是格格不入的。媒体几乎一边倒的迅速跟进，为之摇旗呐喊。人们一下子就把矛头直指市场化和医德，叫杀声，呐喊声铺天盖地，排山倒海。一时间，血雨腥风顿起，刀光剑影毕现。而真正的罪魁——落后的医疗体制躲过一劫。寄生虫阶层笑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们知道，当人们把矛头指向医德时，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他们可以继续高枕无忧的当他们的寄生虫。可悲，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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