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怀那八年

中控研究院  徐义亨

    一、走进“新中国钢铁科技的摇篮”

    生命的流逝总是以我们毫不觉察的方式化成缕缕烟尘,但到时光老去时，那缕缕烟尘又会重新聚集起来，让你绕不过去。1972 年初，我从原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调入原冶金部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院（简称：焦耐院）工作，四十年过去了，对这座大院的记忆虽然遥远，可是仍然清晰。

 位于鞍山市府广场的焦耐院大楼

近二十年来，城市在变化，变得合理，也很荒谬。看多了那些风格雷同的高层建筑，在带着热情而张扬气息的同时，也充斥着挤压与平俗，在走进一座城市的时候，你已无法在风貌和文化上辨别出它与其他城市的差异，本色和个性离我们似乎越来越远。而四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鞍山焦耐院那座大楼的时候，就被它独有的风韵所惊叹，被它的文化象征所折服，让我在视觉上留下了永久的印痕。

从鞍山的市府广场望去，大楼塔楼上的八角形亭，四个角上的仿石宫灯以及塔底周围的玉石栏杆，还有栏杆基座下部向楼外伸出的飞檐，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艺术味道，似乎让人置身于古代的亭台楼宇之中。然而整个大楼的造型又是欧洲的建筑模式。中西风格的和谐统一，使这座大楼别有洞天，让人们迷失于时光的流转。

大楼始建于1953年，原名“新建鞍钢设计办公室”，是前苏联援建我国156项工程中的重点工程之一。之后，大楼作为冶金部黑色冶金设计总院鞍山分院办公楼。随着国家建设的变迁，从这里陆续分出了五个钢铁设计院、两个矿山设计院、一个洛阳耐火材料设计研究院、一个热能研究所，于是这座大楼被后人誉为“新中国钢铁科技的摇篮”。 建筑与科学技术在漫长岁月里的融合，让这座大楼成了无字的史籍。

在这座大楼里，我前后工作了八年，留下了事业上的些许足迹。

    二、在“40工程”现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虽属那个特殊的年代，但已从造反武斗、上山下乡转到了开始文化重建的阶段。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周恩来在收拾“烂摊子”，这是后人认为文革中“惟一具备正面文明价值”的阶段，它不应被笼统地归入“文革十年”而一起否定。

就在这文化重建的年代，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个红旗设计单位之一的焦耐院（另一个是原化工部第六设计院）,已将重点设计工作从援外工程（包括对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越南等国的援外设计）转向国内三线工程的建设，特别是以“40工程”作代号的一座大型钢铁企业（即现在的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建设，焦耐院承担了焦化厂和耐火材料厂的全部设计。我作为一名仪表控制专业的设计人员有幸参加了这一工程，从现场设计、施工服务直至开工调整，期间曾两次常驻在现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工业装置上使用的仪表大多是基地式仪表，即将信号转换、显示、纪录、控制等功能融为一体的仪表，如仿前苏联的ЭПП型电子电位差计、ЭМД型电子平衡电桥、04型气动调节器以及动圈表等。在“40工程”，我们已大量采用国产的气动和电动单元组合式仪表，先是Ⅰ型的，后用Ⅱ型的，在仪表自动化水平上这不能不说是一次跨越。

有一天，在耐火材料厂的施工现场，老院长周宣城要我给他介绍有关单元组合式仪表的详细情况，一位高层领导，想细致地了解一个在设计院里属辅助专业的技术内容实属难得。在我向他介绍到变送器的原理和应用时，他若有所思地说：“哦！这就是 Trasmitter”。当时我有点惊讶，莫非他在繁忙之际，也在关注着仪表自动化的国际动向。我知道他早年去过苏联考察学习，随即附和了一句：“俄文叫Датчик”，他点了点头。这不是文化的装扮，而是真诚的交流。周宣城接受过大学教育，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参加新四军，解放后曾任鞍钢化工总厂厂长，后到焦耐院任职。因平易近人，平时大家很爱和他聊天乃至开玩笑，也从不用“院长”的称谓，直呼他“老干部”。忆想起当年这种和谐的上下级关系，较之当今有些高官、大款那盛气凌人的架势，让人难以释怀。 

在现场的每天，我们的时间安排几乎是千篇一律，白天去工地，傍晚回驻地，晚上挑灯夜战，趴在图板上画图设计，直至半夜。唯有的消遣便是每周六晚可看一场露天电影，但总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几部片子，还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周而复始，看了又看。一个月改善一次生活的是吃一小碗红烧肉，可惜我不吃肥肉，故只能以喝汤来减馋。若用“艰苦、紧张、单调”来概括该时的工作和生活并不为过，好在人人如此，包括身为高干的部领导和院领导来现场蹲点，也丝毫没有点滴特殊。

经过无数设计人艰苦卓越的劳动，作为一项宏大的整体工程设计，“40工程”后被评为“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金质奖。开工后的攀钢依托着独特的资源优势，依靠自主创新，形成了一批在国际国内领先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特别是普通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攀钢故被后人誉为“象牙微雕钢城”“金沙江畔的明珠”和“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作为一名参加过该工程的普通设计者，其贡献虽不足为外人道，但心里却蕴藏着点滴欣慰。

    三、反思“炉龄大会战”

    对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可贵的是经验的积累，但真正能成为经验的往往不是成功的荣耀，而是失败的教训。

我曾多次参加焦化厂工业萘装置的开车，教训极深。在自动化工程的实践中，让你感到困难的有时不是“控制”，而是“测量”。萘是一种凝固点为80°C左右的物料，只要温度低于凝固点，物料就会冻结，故如何测量管道里萘的压力和流量，是件很挠头的事。焦耐院历来的设计是在导压管内充变压器油作隔离液的方法进行测量。我在现场开工时发现，运行不了多少时间，导压管里的隔离液就会被工艺物料带走，萘一旦进入导压管，导压管立马堵塞，根本无法测量。此时我和现场的老师傅们只得用蒸汽吹扫导压管，重新灌装隔离液，其麻烦程度可想而知，显然这种测量方法无法被现场工人所接受。从此，就逼使我们在后来的工程，特别在“精蒽工程”（蒽的凝固点比萘还高，测量更难）中去采用更先进、更合理的测量方法。

设计中因个别不当所造成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但如果在技术路线上的决策失误，带来的影响和损失就不言而喻了。

也在那个年代，为了提高钢产量，有“权威人士”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通过提高转炉的炉龄可提高钢产量。其理由是，国内转炉的炉龄一般仅30炉左右，到时就得停炉检修；如果炉龄提高了，将检修时间用于炼钢，产量不就上去了吗？这是其一。其二是转炉炉龄之所以短，是其炉衬用的耐火砖是小砖，缝隙多，钢水对炉衬的腐蚀往往就发生在砖间的缝隙上，如果改小砖为大砖，缝隙少了，炉龄自然就上去了。似乎很有道理。于是，1975年在鞍钢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炉龄大会战”，总指挥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王崇伦。作为仪表自控专业的设计负责人，我被指定参加这场大会战。 

会战的气势很大，工程进展的速度之快也是空前绝后的，它似乎把我带回到1958年大跃进的年月。整个工程采用“边设计，变施工”的模式，那是后来完全被否定的一种模式。

可是，大砖砖坯的成型、隧道窑的烧制都不是一件易事，由于始终没有生产出合格的大砖，炉龄会战就此结束。我和许多参加者一样，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与汗水，却无法在自己的业绩上注上一笔光彩的文字。

然而，在会战中，我认识了许多鞍钢的老劳模，在一起的日子里，让我看到他们总是默默地在工作，从不张扬。善良的天性，朴素的责任感以及他们的技艺在告诉我，中国产业工人所彰显的优秀品质更多地存在于他们的身上。

    四、跨越控制和工艺的边缘

许多工程问题的解决，往往仰仗于盘根错节的知识之网，更强调种种互补和联动。一个看似控制的问题，然而它的最终解决却依赖于工艺。

一次笔者在首钢焦化厂的精苯装置上进行控制系统的调试。这是一个酸洗法的苯精制流程，装置的吹苯塔前有一台蒸发器，其上设有一个温度控制系统和一个流量控制系统。

刚调试时，发现两个控制系统即便投“自动”，流量和温度波动依然很大，我们拿出整定控制器参数的“看家本领”都无济于事，殚精竭虑，似乎成了才尽江郎。

摸索一段时间后发现，将蒸发器出口温度设定在工艺允许的110℃以下或140℃以上时，再通过控制器参数的整定，可以将温度和流量控制得很平稳。到此，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想探个究竟。后来我们又经过工艺机理的分析和计算，方知其内的道理所在。

事情已过去了数十年，它常让我追思和认定，打通控制和工艺间的边缘往往能发现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规律，犹如站在山外观山，才能领略到“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样。

著名的精馏塔双温差控制系统就源自对工艺机理的分析。介绍该系统的论文最先发表在美国《化学工程进展》1975年第6期上，学者D.M.Boyed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这样告诫读者：

依据精馏塔成份分布的特性，利用简单易行的温度测量装置对精馏塔进行控制，比许多厂的实验室分析控制要有效得多。 

笔者读到此文后迅速将它翻译成中文并在《炼油化工自动化》1976年第5期上发表，之后又应用于北京焦化厂的苯加氢装置中（该装置的自控工程是由焦耐院、北京焦化厂以及西安仪表厂联合设计的，其内共有控制系统50多套）。

我常想，自动化技术无论怎样在向高端发展，掌握和了解工艺层面上的基本单元和基本规律总是必不可少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陈伯达想在首钢焦化厂的精苯装置上搞计算机控制的试点，以示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为了建模，调来了几位数学专业人员，由于这些专家们不懂精馏操作的工艺原理，在现场呆了几个月后，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历史证明，人类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总是通过学科边缘的延伸展现出它的优势；就象蜡烛火焰温度的最高处，不在其最亮丽的黄色火焰的中心，却在它和空气接触的边缘一样。自动化工程作为一门技术学科，前辈们曾经从电子学里引进了反馈理论，又从力学中移植了系统的稳定性判断，还有通信技术和优化技术的移植，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今天，我们若忽视边缘，就会失去光辉灿烂的明天。

五、曾经的一点想法

在焦耐院的八年中，我曾从事过“典型系统设计”这一业务建设，其目的是规范相关工艺流程的控制系统设计。在工程中如何设计控制系统一直来是自动化设计人员十分关注的一个命题。

我在查阅前苏联的科技资料中发现，他们常根据受控对象的静态特性来设计控制系统（我曾编译过一篇《板式精馏塔的静特性》，发表在“化学工程译丛”1965年第8期上）。受控对象的静态特性可以理论推导，又多半源自现场工艺参数的回归分析。所以我在编写《焦油蒸馏过程的自动调节》时，大量引用了前苏联学者在研究该流程中的许多受控对象时所得到的回归方程和试验曲线，规范了该工艺流程控制系统的设计。成果发表在《炼焦化学》1974年第12期上，在焦化界反响颇好。

已知被处理物料的特性以及产品的质量要求，怎样去设计一个工业装置，那是工艺专业所从事的工作。而我们自动化专业感兴趣的却是它的另一面，即一个既有的工程装置，当操作参数发生变化时，它对装置的工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前者谓之“设计”，后者谓之“分析”。现有的《化工原理》课程无疑偏重于设计，为此，笔者一直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如果有哪位学者能着力研究诸如流体输送、传热、传质、反应器（即所谓“三传一反”）等单元操作的分析，创建一门新的学科，可把它命名为《过程控制静力学》，提炼和浓缩自动化人所要的知识，那该多好啊！

六、结束语

几月前，就在我为撰写本文作准备时，鞍山的挚友计中坚给我打来电话，说焦耐院已于上月全部迁往大连。这个全国惟一的一所从事焦化、耐火材料专业的设计院从鞍山迁到大连，自有它的原因所在，前程也一定更美好。而我听到此消息时，脑海里顿然浮起的却是那座久已成为鞍山市地标的，也是我人生中最依恋的大楼。我随即问：那座楼将归属谁？挚友无语。“故旧有如林叶间，一日秋风一日稀”，一旦大楼通过商业买卖而易主，它以后的命运将会如何？它还会有“新中国钢铁科技的摇篮”之美誉吗？

    我珍藏着一本签名册，里面有一首是我在1980年离开焦耐院时另一位挚友王毓炎的赠诗，它总让我回味和思考。诗的内容虽是人生处世，其实在事业场上何尝不该是“埋露心胸盛大海”和“薄名寡利少烦恼”呢。现附于后，就算是拙文的结束语吧！

七律 人生处世学

——赠义亨友临别留念并自勉

花红有意苦争妍，

柳绿无心恋斗鲜。

埋露心胸盛大海，

闭塞耳目杜谗言。

当留余地铺明月，

不筑高墙看远山。

莫道人生难处世，

薄名寡利少烦恼。

人物注释:                                                       

1、周宣城（1916～2007）：上海崇明人。1940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工业化学系，194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赴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同年筹建新四军第三师供给部苏北造纸厂并担任厂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新四军三师到东北，先后任东北阜新医院副院长、通辽发电厂副经理、鞍钢化工部副主任等职务。1951年赴苏联学习，1953年回国后，任鞍钢化工总厂厂长，冶金部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院院长、冶金部基建局副局长、计划司司长等职。1979年至1982年，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属学会炼焦化学学会名誉理事长。 

2、王崇伦（1927～2002）：辽宁辽阳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搞技术革新，研制了万能工具台，一年完成了四年的工作任务，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他曾任鞍钢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哈尔滨市委副书记等职。先后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二大代表、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作者简介：徐义亨，1940年生,祖藉上海。196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自动化专业。先后于原化学工业部沈阳化工研究院、原冶金工业部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院、杭州大自然集团、中控集团等单位从事过程控制系统的设计、研究工作。现为中控研究院高级技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