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剧毒工程改造

李运光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除了重点企业，我国的仪表是相当落后的。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基层，据说很重要，是为火箭生产液体燃料，还是罗马尼亚的专家设计的。其主要测温仪表居然都是比率计、毫伏计；压力表占大头，到处是U型差压计；流量则是转子流量计、孔板，从来不校正。因为在学校学了电子和相应知识，在单位就我这么个蛮不讲理的专业人员，因此买什么仪表，作主的机会就大些，这叫“蜀中无大将，小混混当家”。电子电位计、电子电桥、色谱仪、各种ДП（水银浮子）基地式流量计都陆续武装起来。用了好多好多的水银,每天都在搞，我的头发落得飞快，医生说“都是水银惹的祸”。这是后来开发无水银化仪表的主要原因，如双波纹管差压的研发。但是流量测量却总是不好处理。看了孙淮清先生对我国节流装置标准建立的文章，大有感慨，他们的确做了中国流量测量的奠基工作，十分辛苦，工作量十分沉重，数据处理极其繁琐，其贡献不是几个字能表述的。

为了校准转子流量计，一开始我们采用大的高压气柜以压力减少的数量来进行刻度，后来买OVAL公司的200升、500升标准计量浮筒，乃至自己建立大的标准装置，反正想尽了办法。在西南地区这个偏僻落后的地方，好处就是干涉得少，乱干也有理。那时候惟一的资料就是孙淮清先生谈到的苏联出版的《节流装置计算》，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50毫米以上的光滑管道，数据比较齐全。我们的实验装置偏偏都比较小，大都在50毫米以下。根据双重孔板受管道、流量干扰较小的情况，我们建立了一套50毫米以下双重孔板的流量系数校正测量设备，在当时的科研单位是较大的装置，并以《100立米/时气体流量计的校验装置》发表在《化学世界》1964年第12期。加工了不同管径、各种尺寸的孔板，反复做数据。发现随着管径减小，流量系数呈上升趋势，一般50毫米以上管径的流量系数在0.62上下，随管径增加而减小；小管径可达0.7以上，随管径减小而增加。并建立了一套数据，我们就按照这个数据设计双重孔板，而且一直工作到八十年代设备增大、管道都变大为止。

因为是“私活”，心中无数，我专门到重庆北碚的一机部自化所向孙淮清老师请教，孙老师很客气，他把他们对大孔板的一些实验数据拿给我们参阅，但对我们的非标行为确实不好表态。这个资料在《化工自动化与仪表》杂志上曾经发表以作参考。我甚至在上海找到正出差的同学毛立德，要他带我到斜土路他们二机部保密的生产电磁流量计的工厂，看能不能想办法搞到高级仪表。当然，随着国家进步，现在什么流量仪表我们都敢用了。讲这些唠什子，只是说明我们这个专业人员在基础工作上的努力。时过境迁，现在的自动化人看了我们的创业史，可能匪夷所思。

当学校里学习米哈伊洛夫判据、奈阔斯特判据，学习苏联的AYC叠层气动仪表时，都觉得不知哪一天才能用上。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这倒霉的运动，凭我们的知识，很快就会出现自动化的高峰。拖到七十年代初，那倒霉运动收敛一些，我们这些耐不住寂寞的家伙就开动了。

我厂生产剧毒的化工产品氢氰酸（HCN)，这个名词始终和剧毒连在一起。的确，极微量的HCN泄漏，人呼吸到，必然像老鼠药形容的——三步倒！而且它并不像电视剧里特务在领口咬一下就倒地呜呼那么斯文，一旦中毒，四个壮汉都拉不住，因此急救员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将解毒药注射入静脉血管！只要注射进去，人就有救，然而，后遗症会陪伴半生，因此人见人怕。八十年代末，上级要求我们对口帮助鲁西南一所快倒闭的企业，于是我们这批热心人，自己加工设备，出技术、出力气在当地建设一套装置，可以生产当时比较值钱的产品。剪彩、开工那天，领导讲得好诚恳，到点火开始，所有的书记、市长……大马小车呼啦啦都跑光了！用的原料是氨气、甲烷、氧，在铂金网上1100度以上瞬间反应。

然而，从药品链霉素、青霉素……到除草剂、牛仔裤和美元不会褪色的蓝色，北美冬天的融雪剂都大量使用HCN和他的衍生物。这样剧毒物质的生产流程，这么危险的工作，居然是工人眼睛盯着孔板流量计的U型差压计和转子流量计，用手轻轻敲打阀门来控制，晚上轮流敲，眼睛都不敢眨。巡逻反应器要戴防毒面具，急救医生就呆在操作间门口。真的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发挥到淋漓尽致。那不是工人不怕死，而是根本没有条件和死神抗争。

为了锻炼急救医生能够一针到位，为了检验急救药是否合格，经常拿兔子注射HCN作试验。当时什么色谱、质谱仪都没有，笨办法就是在兔子细小的静脉血管注射进其体重当量的HCN，待其中毒现象发作后，准确无误地注射解毒剂，两分钟抢救不过来，就完蛋；抢救过来的兔子是不能饲养了，可以“打牙祭”。在那个困难时代，也算给急救员的奖励，我也吃过，表示自己胆大。

当时，一方面，心里太想干事情，另一方面也知道我在浙大学的就是自动化，我能够干！却没有想想，万一不成功，后果是什么。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严重！我是小小技术员，当时仪表组就十来个人，连个中专生的助手都没有，有点儿胆大包天的感觉。生成HCN的原料是氧、氨、甲烷，在极其纯净和严格配比的条件下，于1170℃左右迅速反应，用0.3MP的高压热水冷却（低温冷却迅速聚合爆炸），产生8%上下的稀HCN，将其用低温水吸收后精馏取得极高浓度的液体。这些过程都很为难，特别是它的沸点是28℃，一不小心就出事！

那时我们的领导不错，头儿有长征的、抗日的，管我的在延安时是李鹏的同学，到苏联攻修专业。人家官越当越大，他因为办事太认真，人厚道，官就越当越小。正因为他学过技术，对我还真的很信任。我的态度是，你拿钱，我敢干！于是他替我遮风挡雨，我呢，西安仪表厂、肇庆仪表厂、上海的什么厂都跑遍，到吴径、青浦……买气动仪表，买调节阀。其实，只要仪表质量过硬，自动化真的不难，因为老师都教过的，稀里哗啦就上去了，全部在主控室操作。气动仪表从Ⅱ型到Ⅲ型，到电Ⅱ、电Ⅲ，再到电脑控制。随着国家的发展，自动化也真的从梦想到现实，现在我国大型氢氰酸企业基本上都是这个自控模式。但是不敢恭维的是，我们的仪表特别是专用仪表，例如在线酸度计、各种气体分析仪表，大都不过关。以至于基本上被国外仪表取代。

我们的职工不错，你要什么样精度的节流孔板，要那种加工件，都是一句话的事。那时没找到无油压缩机，只有普通压缩机，水分控制是气动调节的关键，喷嘴挡板在气动装置里到处都有，必须严格控制气源水分。如今可以有各种方案，当时为了尽快完成自控，想到原料液氨要气化，是个吸热过程，就将压缩机出来的空气通过液氨蒸发器。我们真的不讲科学，焊工把蒸发器打开，把压缩空气盘管放进去，居然在这种压力设备两边开孔进出，出来的空气里水分全冷凝了，每一班按规定排放冷凝水，气体质量好极了。今天看来，上述事情怎么都该受处分，万一有点氨气进入控制用的压缩空气，所有气动仪表的铜件迅速腐蚀，真是太可怕了。但是我们的哥儿们把工作质量搞得那么好，整个施工过程没有一点纰漏。那时没有计算机哪怕是计算器，就凭一把计算尺，算孔板、算调节阀开度，指数、对数，统统在计算尺上完成。不是天助我也，而是我们的职工们太好了！

一个剧毒工程改造居然没有领导指挥，就凭一个共青团都不要的家伙（后来共产党要了）折腾，想想还真有趣！三个原料气体进节流装置前，温度、压力要稳定，要装压力调节阀，要保持孔板前直管长度，流量调节阀装在孔板后面，调节阀两端要装截止阀，同时要装旁通，以便自控故障时手动。所有的工作只要向工艺和机械技术员交代，在停车检修时就改造好了。生成HCN的反应器是高温、有压的，不能回火，在前面装一人高的调节阀以及相应的旁通，所有人都没有见过调节阀是什么样子（包括我），当时连张施工图纸都没有，就凭我的描述，大家的努力，事情就一步步的进展，而且也一点都没有折腾地成功了。当大家不用提心吊胆地用普通光学温度计对着反应器视孔测温，下面的监护员不用时刻准备把中毒人员拉走，就在主控室里查看所有电子仪表和气动三针仪的指针时，那心情是很难描述的。

又如原来生产高能液态燃料的原料是甲烷、硝酸等，在高温下反应，控制温度都用半人高的自耦调压器，车间里排满了调压器，工人在热得要命的环境里盯着温度变化，手握调压器的圆盘操作。一旦看到可控硅的应用，很快，小小的可控硅就代替了一大堆调压器进行自动调节，车间反而空荡荡的叫人感到不可靠了。一旦看见单板机的应用，我们立即学习汇编语言，用单板机组装成饱和蒸汽流量计算机，并且在整个研究院的所有流量、温度、压力等信号采集、处理使用，之后什么高级语言、离散数学模型、计算机中心控制都难不倒我们了。研究院因此在好多层次都拿奖，仪表组也扩展成人见人羡的有许多功能的研究室。我觉得知识的更新完全得益于在浙大的基本功，我在《基础课和老师》一文里多次谈到并且感谢老师给我的学识，终生难忘。

我们头几届的同学，在事业上，困难重重。首先，因为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品，学习面广而不够精，深造的机会极少；再者，虽然作了极大努力，当时的技术和产品不足以让大家施展才华；最关键的是政治气候压制了人们的努力钻研和拼搏。一面为事业苦干，一面谨慎地提防；怀揣着货真价实的毕业证，清理着数不清的检讨书，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环境中，摩拳擦掌要去解放受苦受难的全人类。那一代人的青春就在两难的日子中耗去。“我们经历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翻身解放”，等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大多数人已廉颇老矣！今天看到才华横溢的后来者的成就，这批过了河的老兄们，奠基者、铺路石，坐在河滩上，仰望着从“化仪”走向“化自”，走向“远程控制”的彩虹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聊以自嘲。

这就是我们这代人。

作者简介：李运光，1939年生，浙江缙云人，196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自专业。曾就职于四川天然气化工研究院，任副院长、研究员，一直从事氢氰酸自控工作。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