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的预言都错了....ZZ 点击：1038 | 回复：23
发表于：2008-01-06 00:46:00
楼主
1979年6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写了一份三万字的报告，在见闻录部分有四段文字：
学生无论品德优劣、品德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之为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法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手里，让地球掉个个儿好象都易如反掌似的。重音体美，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翘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
结论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用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并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在见闻录里也有四段文字：
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端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举起右手，否则轻易不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把胳臂放在身后，室外活动除外。中国的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并且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做“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国老师的解释，它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
结论是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起的最早，睡的最晚。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25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工培育了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97位知识型亿万富翁，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份预言都错了！
学生无论品德优劣、品德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之为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法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手里，让地球掉个个儿好象都易如反掌似的。重音体美，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翘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
结论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用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并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在见闻录里也有四段文字：
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端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举起右手，否则轻易不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把胳臂放在身后，室外活动除外。中国的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并且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做“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国老师的解释，它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
结论是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起的最早，睡的最晚。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25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工培育了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97位知识型亿万富翁，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份预言都错了！
发表于：2008-01-18 12:25:00
18楼
我做过大学教师我来说两句：
人才的重点在教育，把出不了大师级人物的原因归结到“穷”简直可笑之极；
首先，现在国家通过科委立项每年有大量的科研经费，但这钱花到那儿了，没人监督，大部分钱要返给科委，因为党的优秀干部要吃喝piao赌贪，经费的主要来源于此。例如一个项目，国家给30万，因为科委给办的，他要20万，企业要点，领导要点，最后到项目就没钱干了，最后科委验收，随便找个东西，或从国外买个产品印上自己的标就OK了。
其次，中国的教育，小学中学，为升学论，完全抹杀了孩子的创造力，考试考的学，考试不考的就不学，造就了一批安分守机，墨收成规，的学生，例如，中国孩子考试，基本上就是死题，和课本一样就对，而美国三年学生就写没有限制的大命题，完全解放孩子的思想。大学呢，几乎全是盲目进去学个专业，至于喜不喜欢，以后干不干等毕业后在说，不象美国。弹性的学习制度。所以毕业以后就失业，理论不扎实，实际经验没有，除了当公务员，企业要你干什么。再到后来的研究生教育，不看你专业怎么样，只要公共课厉害就行，这样就抹杀了大批有专业特长，想在某领域大显身手的人才，研究生教育成了工作的跳板，我认为研究生教育成了全才教育，而应该是专才和怪才的教育。
青华大学工艺美术大师陈丹青的出走，还有对他的采访是我感触最深。
还有，中国的辈份，当年的造反有理的红卫兵们现在正把持这各国有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的领导位置，他们有的是打压能力高于自己的人，钩心斗角，拉帮结派的能力，除了这个还能干什么呢。而私营企业以家族式为主，也没有资金搞科研，如果你是人才能收的了这分气吗，能到欧美企业的为什么不去呢，能出国的能不出国吗，出去以后什么都解决了。不用在为房子，看病，子女教育，生活水平的问题去愁了。
我深深的为国担忧啊，但我不知道谁在国家代表我，没有选举谁，想说也不感说，就在这以技术为主的论坛说点实话还要被删掉啊。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悲哀。
人才的重点在教育，把出不了大师级人物的原因归结到“穷”简直可笑之极；
首先，现在国家通过科委立项每年有大量的科研经费，但这钱花到那儿了，没人监督，大部分钱要返给科委，因为党的优秀干部要吃喝piao赌贪，经费的主要来源于此。例如一个项目，国家给30万，因为科委给办的，他要20万，企业要点，领导要点，最后到项目就没钱干了，最后科委验收，随便找个东西，或从国外买个产品印上自己的标就OK了。
其次，中国的教育，小学中学，为升学论，完全抹杀了孩子的创造力，考试考的学，考试不考的就不学，造就了一批安分守机，墨收成规，的学生，例如，中国孩子考试，基本上就是死题，和课本一样就对，而美国三年学生就写没有限制的大命题，完全解放孩子的思想。大学呢，几乎全是盲目进去学个专业，至于喜不喜欢，以后干不干等毕业后在说，不象美国。弹性的学习制度。所以毕业以后就失业，理论不扎实，实际经验没有，除了当公务员，企业要你干什么。再到后来的研究生教育，不看你专业怎么样，只要公共课厉害就行，这样就抹杀了大批有专业特长，想在某领域大显身手的人才，研究生教育成了工作的跳板，我认为研究生教育成了全才教育，而应该是专才和怪才的教育。
青华大学工艺美术大师陈丹青的出走，还有对他的采访是我感触最深。
还有，中国的辈份，当年的造反有理的红卫兵们现在正把持这各国有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的领导位置，他们有的是打压能力高于自己的人，钩心斗角，拉帮结派的能力，除了这个还能干什么呢。而私营企业以家族式为主，也没有资金搞科研，如果你是人才能收的了这分气吗，能到欧美企业的为什么不去呢，能出国的能不出国吗，出去以后什么都解决了。不用在为房子，看病，子女教育，生活水平的问题去愁了。
我深深的为国担忧啊，但我不知道谁在国家代表我，没有选举谁，想说也不感说，就在这以技术为主的论坛说点实话还要被删掉啊。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悲哀。
发表于：2008-01-18 12:28:00
20楼
陈丹青：“我不想再玩下去了，这是一种奢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
5年前，他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在这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他却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他不想被不知不觉地异化，于是选择离开
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
3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对画家陈丹青来说，这是烦不胜烦的季节。
过去5年，每到这个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面对着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
“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陈丹青说，“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不过，今年3月，陈丹青不用再为此烦心了。去年年底，他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52岁，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日后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2000年，他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5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是“荒谬”的。但这“荒谬”很快显示了其威力——2000年，他首次领教了中国式的考试：24名考生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将5名落榜考生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次年，5位访问学者完成论文选题，为转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语，再度失利：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了。
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硕士生报考也是同样的规定。有位投考陈丹青研究室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与千万艺术考生一样，她在京租房，啃外语、攻政治，翌年再次赴考，政治过关了，外语依然不及格———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而且他很快明白，这种“汰优制度”，20多年来全国艺术院校千万名老师早已司空见惯了。
他郑重用毛笔为类似的考生写过多次“申诉”，均“没有任何商量，被拒绝了”。那位女考生也曾去清华研究生院请求，答复是：跟你情况类似的有好多，录取你一个，其他人怎么办？
所以陈丹青私下对考生只关照一句话：“好好准备政治和外语，其他都是胡扯！”而在公开场合，他愤然宣称：“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
27年前，陈丹青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当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
由于当时全国艺术类专业毕业生不颁发学位证书，所以，博导陈丹青至今没有学位，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
对于艺术学院开设“美术学博士生学位”，陈丹青问：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艺术博士生令人信服的标准？由谁界分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这些问题，身为“博导”的他，始终没能找到答案。
有一点他倒是很清楚：外语不及格，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断然拿不到博士学位。他注意到：当下学院的种种学位只是谋饭碗的手段。对此他表示非常理解，因为他理解中国的现实。而当网友问他：“你想带怎样的博士生？”他答道：“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在美国待了18年，陈丹青回来一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在他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陈丹青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咒骂：“‘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
“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陈丹青不记得自己在中央美院学画的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只记得上课头天，学生们围着靳尚宜先生团团坐好，听先生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先生伸出右手掌，说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过去，官方对我们意味着他者，今天，我们就是官方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基于30多年的艺术实践和长期在域外的游学经历，陈丹青在辞职报告的附件《述职与感想》中这样写道。
所以，他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他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
但陈丹青并未在批评体制时将自己摘出。他说：“我也是体制。我们都拿着国家的俸禄，我们的学院、画院、美术馆、美协、研究院，全是国家的，官办的。”20多年来艺术家身份地位的种种变化在他看来只有一项：“过去，官方对我们意味着他者，今天，我们就是官方。”这种矛盾的处境促使他到处“胡说八道”，批评体制。他多次向院校领导当面指出：“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无存，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
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实则退步
他警告说，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从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叫嚣”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而他的同事对他“非常善意”，年轻教师更是私下里认同他的表达。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切换。陈丹青痛定之后无奈地承认：“这就是体制的厉害。”
事实上，陈丹青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游荡在体制之外。
他曾在赣南和苏北当了8年知青；在乡办企业画过几百个骨灰盒。偶尔被当作“御用”人才借调到县上作画，画那些宣传教条的作品，绘画材料费统统报销。他早年的主题性创作《给毛主席写信》，表现一群知青决意“扎根”农村的心意，而他内心却和成千上万知青一样，盼望回城。“你不说假话，你连画画的资格都没有，你画着虚假的主题，你的处境却是真实的。”他解释道，“中国人的言行向来难分真假，‘文革’一代的言行则无所谓真，也无所谓假。”
他坦率承认：“我们谁都是体制的合作者，当年一心想要进入体制。”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后，他终于成为准官方画家。但是毕业后留校任教才一年，他便移居纽约，一去18年，成为“资深盲流画家”。“知青、盲流、个体，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在体制外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担当自己的选择。”陈丹青说。这一长期经历“重新塑造”了他。他今天的选择，就是做回他做惯的个体画家。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回国时他曾经相信，在体制外受得了，在体制内也该受得了。5年后的今天，他说：“我发现我受不了。要做我自己，只有离开体制。”
脱离体制，陈丹青并没犹豫，倒是就此事接受记者访问，颇令他踌躇了好几个月。他一再强调：这只是个人的决定，出于自己的性格。为此在社会上渲染他“退出游戏”的决定，会使他在体制内的同行面前感到“难为情”，甚至愧疚。他说：“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正派做人。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他们很难，很辛苦，我理解他们，尊敬他们。”或许因为来自那个无所谓真假的年代，又经历过另一种制度与生活的历练，陈丹青才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陈丹青说，“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本报记者 包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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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出走 我们都有责任
我们和陈丹青一样，不会轻易去责怪同事和顶头上司，我们和他一样，知道人们的难处，更是深知体制的惯性和力量。陈丹青可以和体制告别，但大多数人做不到，除了勇气、魄力，还要有本钱。但是，谁能说陈丹青就一点风险不冒，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难道这纯属陈丹青个人的私事？
陈丹青：我看百年油画是“伟而不大，悲而不壮”
我斗胆说中国油画是"伟而不大，悲而不壮"。为什么呢？"伟"，是了不起的意思，中国油画能在百年来折腾成这样，绝对了不起。"大"，是指数量、体积，欧洲不必说了，同俄罗斯、美国，甚至日本的油画历史比，我们的油画单是比"量"，就不好比。再来想想原因，我于是说它"悲而不壮"，前面说的两代人，上一代壮年期遇到抗日战争，建国后的一代壮年期遇到文革劫难，两代人最可贵的生命段都给折损进去，都给耽误掉了，没法子自我完成，没法子壮大，这是其他油画大国没有的事情，想来悲酸。我们说历史，不要忘记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要忘记这些事情对我们发生了何等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会有以上的感慨。
陈丹青：“未完成”的《西藏组画》
我根本不懂西藏，前一次进藏，我当成是“苏联”，后一次进藏，我干脆当成是“法国”了。要是没有去西藏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会做出别的什么事情。而当时所有认同西藏组画的人，其实认同的既是西藏，又是假想的欧洲绘画。就是这么简单。影响需要衔接。西藏给了我衔接的可能。
作为影响———假如真有影响的话———《西藏组画》是失败的，至少是未完成的。我们因缘际会撞上时代，但没有延续并展开当初的命题，构成坚实的文化脉络，就像第五代导演个个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我们全都来自断层，没有欧洲人的深厚背景与文化准备，九十年代的创作理应超越我们，我想，其中凡是不受影响的家伙，才真有出息，例如艾未未和刘晓东。
陈丹青：我的第一次素描人体写生
图 像 丹 青
陈丹青简历：
1953年生于上海。
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
1978年以同等学历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
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
2000年受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定居北京。
因两度进藏，作《西藏组画》等油画创作。近十年作大型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
2000年出版文集《纽约琐记》。
2002年出版随笔集《陈丹青音乐笔记》。
2003年出版文集《多余的素材》。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
5年前，他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在这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他却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他不想被不知不觉地异化，于是选择离开
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
3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对画家陈丹青来说，这是烦不胜烦的季节。
过去5年，每到这个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面对着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
“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陈丹青说，“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不过，今年3月，陈丹青不用再为此烦心了。去年年底，他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52岁，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日后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2000年，他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5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是“荒谬”的。但这“荒谬”很快显示了其威力——2000年，他首次领教了中国式的考试：24名考生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将5名落榜考生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次年，5位访问学者完成论文选题，为转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语，再度失利：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了。
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硕士生报考也是同样的规定。有位投考陈丹青研究室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与千万艺术考生一样，她在京租房，啃外语、攻政治，翌年再次赴考，政治过关了，外语依然不及格———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而且他很快明白，这种“汰优制度”，20多年来全国艺术院校千万名老师早已司空见惯了。
他郑重用毛笔为类似的考生写过多次“申诉”，均“没有任何商量，被拒绝了”。那位女考生也曾去清华研究生院请求，答复是：跟你情况类似的有好多，录取你一个，其他人怎么办？
所以陈丹青私下对考生只关照一句话：“好好准备政治和外语，其他都是胡扯！”而在公开场合，他愤然宣称：“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
27年前，陈丹青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当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
由于当时全国艺术类专业毕业生不颁发学位证书，所以，博导陈丹青至今没有学位，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
对于艺术学院开设“美术学博士生学位”，陈丹青问：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艺术博士生令人信服的标准？由谁界分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这些问题，身为“博导”的他，始终没能找到答案。
有一点他倒是很清楚：外语不及格，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断然拿不到博士学位。他注意到：当下学院的种种学位只是谋饭碗的手段。对此他表示非常理解，因为他理解中国的现实。而当网友问他：“你想带怎样的博士生？”他答道：“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在美国待了18年，陈丹青回来一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在他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陈丹青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咒骂：“‘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
“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陈丹青不记得自己在中央美院学画的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只记得上课头天，学生们围着靳尚宜先生团团坐好，听先生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先生伸出右手掌，说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过去，官方对我们意味着他者，今天，我们就是官方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基于30多年的艺术实践和长期在域外的游学经历，陈丹青在辞职报告的附件《述职与感想》中这样写道。
所以，他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他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
但陈丹青并未在批评体制时将自己摘出。他说：“我也是体制。我们都拿着国家的俸禄，我们的学院、画院、美术馆、美协、研究院，全是国家的，官办的。”20多年来艺术家身份地位的种种变化在他看来只有一项：“过去，官方对我们意味着他者，今天，我们就是官方。”这种矛盾的处境促使他到处“胡说八道”，批评体制。他多次向院校领导当面指出：“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无存，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
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实则退步
他警告说，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从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叫嚣”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而他的同事对他“非常善意”，年轻教师更是私下里认同他的表达。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切换。陈丹青痛定之后无奈地承认：“这就是体制的厉害。”
事实上，陈丹青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游荡在体制之外。
他曾在赣南和苏北当了8年知青；在乡办企业画过几百个骨灰盒。偶尔被当作“御用”人才借调到县上作画，画那些宣传教条的作品，绘画材料费统统报销。他早年的主题性创作《给毛主席写信》，表现一群知青决意“扎根”农村的心意，而他内心却和成千上万知青一样，盼望回城。“你不说假话，你连画画的资格都没有，你画着虚假的主题，你的处境却是真实的。”他解释道，“中国人的言行向来难分真假，‘文革’一代的言行则无所谓真，也无所谓假。”
他坦率承认：“我们谁都是体制的合作者，当年一心想要进入体制。”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后，他终于成为准官方画家。但是毕业后留校任教才一年，他便移居纽约，一去18年，成为“资深盲流画家”。“知青、盲流、个体，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在体制外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担当自己的选择。”陈丹青说。这一长期经历“重新塑造”了他。他今天的选择，就是做回他做惯的个体画家。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回国时他曾经相信，在体制外受得了，在体制内也该受得了。5年后的今天，他说：“我发现我受不了。要做我自己，只有离开体制。”
脱离体制，陈丹青并没犹豫，倒是就此事接受记者访问，颇令他踌躇了好几个月。他一再强调：这只是个人的决定，出于自己的性格。为此在社会上渲染他“退出游戏”的决定，会使他在体制内的同行面前感到“难为情”，甚至愧疚。他说：“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正派做人。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他们很难，很辛苦，我理解他们，尊敬他们。”或许因为来自那个无所谓真假的年代，又经历过另一种制度与生活的历练，陈丹青才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陈丹青说，“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本报记者 包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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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出走 我们都有责任
我们和陈丹青一样，不会轻易去责怪同事和顶头上司，我们和他一样，知道人们的难处，更是深知体制的惯性和力量。陈丹青可以和体制告别，但大多数人做不到，除了勇气、魄力，还要有本钱。但是，谁能说陈丹青就一点风险不冒，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难道这纯属陈丹青个人的私事？
陈丹青：我看百年油画是“伟而不大，悲而不壮”
我斗胆说中国油画是"伟而不大，悲而不壮"。为什么呢？"伟"，是了不起的意思，中国油画能在百年来折腾成这样，绝对了不起。"大"，是指数量、体积，欧洲不必说了，同俄罗斯、美国，甚至日本的油画历史比，我们的油画单是比"量"，就不好比。再来想想原因，我于是说它"悲而不壮"，前面说的两代人，上一代壮年期遇到抗日战争，建国后的一代壮年期遇到文革劫难，两代人最可贵的生命段都给折损进去，都给耽误掉了，没法子自我完成，没法子壮大，这是其他油画大国没有的事情，想来悲酸。我们说历史，不要忘记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要忘记这些事情对我们发生了何等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会有以上的感慨。
陈丹青：“未完成”的《西藏组画》
我根本不懂西藏，前一次进藏，我当成是“苏联”，后一次进藏，我干脆当成是“法国”了。要是没有去西藏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会做出别的什么事情。而当时所有认同西藏组画的人，其实认同的既是西藏，又是假想的欧洲绘画。就是这么简单。影响需要衔接。西藏给了我衔接的可能。
作为影响———假如真有影响的话———《西藏组画》是失败的，至少是未完成的。我们因缘际会撞上时代，但没有延续并展开当初的命题，构成坚实的文化脉络，就像第五代导演个个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我们全都来自断层，没有欧洲人的深厚背景与文化准备，九十年代的创作理应超越我们，我想，其中凡是不受影响的家伙，才真有出息，例如艾未未和刘晓东。
陈丹青：我的第一次素描人体写生
图 像 丹 青
陈丹青简历：
1953年生于上海。
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
1978年以同等学历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
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
2000年受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定居北京。
因两度进藏，作《西藏组画》等油画创作。近十年作大型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
2000年出版文集《纽约琐记》。
2002年出版随笔集《陈丹青音乐笔记》。
2003年出版文集《多余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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