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愤青们的真实生活


　　孙风雨的生活并不规律，但是几乎每天都会上网逛论坛，用他的话说，去“和右派吵架”。

　　孙风雨出生于1981年，大学没毕业就拿了结业证书走上了社会。父亲留下的遗产使得他不需要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去辛苦地打拼生活。现在，他正在学习和研究股票。

　　2002年，他开始在网上发表言论。用他的话说，是因为“被一些人的言行激怒了”。这“一些人”，就是他所谓的“洋奴和假民主派”们，或者“右派”。

　　孙风雨在“吵架”的时候从不骂人。“其实我脾气不是很好，嘴特别刁。”孙风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但是在网上我不骂人，这是与右派‘斗争’策略的需要。因为右派最害怕的就是理性型的愤青。”

　　才24岁的孙风雨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的大风大雨。但从小喜欢历史的孙风雨，自认对中国近代史有着相当的了解。在他的语词系统中，有大量诸如民族、民主、国家利益,以及以“主义”为后缀的词汇。孙风雨的网上生活充满了斗争和喧嚣，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其谦和忍让，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网下的活动。作为一名“愤青”，他只是活跃在网络上的千千万万个符号之一。

　　把“愤青”从一个概念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并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非易事。但不真正走近这些“愤怒”的人们,又怎能探究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呢？

　　“牛拉多纳”是一个愤青的网名，他的愤青史并不长，和大多数愤青一样，他是在今年上半年的反日入常热潮中“下海”的。但和大多数愤青不一样的是，他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从湖南长沙一所不起眼的大学毕业后，牛拉多纳找了一份不算很满意的工作，决心有所作为的他，现在正在加紧复习，想要考上南开大学的法学硕士。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他不忘精心料理着网上心爱的自留地——他的博客，“抗日根据地——爱我中华勿忘国耻”。

　　博客开张时间并不久，但已经有700余篇帖子，都是他平时在网上浏览阅读筛选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文章。如今，他的博客的浏览量已经超过15万。这700余篇帖子，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日本。

　　今年上半年，北京抵制日货的游行吸引了远在长沙的牛拉多纳的目光，大学即将毕业的他开始真正关注起中日关系。“抗日根据地”也是那时候办起来的。

　　之所以把牛拉多纳定义为愤青，因为他和绝大多数愤青一样，从没有接触过任何日本人，他对于日本人的认知几乎完全来自于互联网等媒体的讯息。刚刚开始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一下子从网上搜集了许多“一读马上就能激起抗日激情”的文章，在网上交了一大堆朋友，经常一起讨论，谈论日本的可恶，一直说到群情激愤。

　　说起那一段时间，牛拉多纳笑称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青”，对日本怀有强烈的鄙视和不屑的情感，胸中时常燃烧着怒火。

　　牛拉多纳给了记者近百个愤青的QQ号，还有好几十个QQ群的号，他热心地建议记者到群里面去看看愤青们都在聊什么。“申请通过验证的时候写个‘抵制日货，爱我中华’，后面再多加上几个叹号，应该就没问题了。”牛拉多纳指点记者。

　　记者按照他的指点，将这些按照地区分类的抵制日货的QQ群一一申请，结果是:61个QQ群，逾半数(35个)已不存在。牛拉多纳告诉记者：“很多群是游行那会儿搞的，热度过了，群也没了。很多都是这样的，其实好多愤青群里都是假愤青跟着凑热闹的。”刚开始热闹那阵子，他也加入过好些爱国QQ群，但是后来都一个个退出了。“整天就是谩骂，没什么意思。”他说。

　　那一阵子热劲儿过了之后，牛拉多纳继续关注日本，充实他的博客。同时，他也在慢慢补充自己的认识。接触的资料多了，逐渐了解到日本的发达，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反省的地方，他感到以前对日本的了解太片面了。于是，他开始在博客中陆陆续续地增加关于日本文化、政治、经济之类的文章，而不再像以前一样，几乎都是关于日本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牛拉多纳自己也渐渐冷静了许多。

　　牛拉多纳现在专心料理着他的“抗日根据地”，他非常仔细地划分了10个板块，希望能够使他这块博客阵地尽可能全面地提供关于日本的情况。他也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够到日本去，亲自去了解这个国家，了解生活在那个岛屿上的人民。

　　他很有感触地对记者说：“一个弹丸小国居然能侵略那么多国家，战后几乎是一片废墟，然后却迅速崛起，这其中肯定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正因为此，牛拉多纳把“抗日根据地”的宗旨概括为“牢记历史，声讨日本;学习日本，反省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要考虑到社会安定的需要

　　和去年一样，李磊和他的朋友们早早地为今年的“9·18”纪念日筹划了一次活动，计划在洛阳的东周广场里组织烛光晚会，内容包括唱国歌、诗朗诵、演讲和默哀。

　　李磊是“洛阳爱国联盟”今年活动的主要联络人，这是一个由八名年轻人组成的网下爱国组织，宗旨是通过举办展览、印发资料和传单等形式来号召大家牢记历史，认清现今日本军国主义的面目，并鼓励大家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一年前，在洛阳网友举行的“7·7事变”纪念活动中，有一个共识在五名年轻人当中悄悄产生了，那就是“从今以后，要将在特定历史纪念日举行活动这件事固定下来，并且要去公安部门申报备案，让活动真正合法化”。

　　于是，在随后的“9·18”活动中，他们按照这个想法，向当地公安局申报举行了一次烛光晚会，这时候，又有三个年轻人加入进来。

　　李磊回忆说：“那天晚上，大家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了以后的规划，并决定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的团队基本成形了。我们还明确了团队行动的宗旨，是‘牢记历史，直面现在’。”

　　200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之际,“洛阳爱国联盟”配合登封的朋友一起举办了历史图片和抗战实物展,在洛阳几乎所有的高校做了巡回展览。

　　2005年4月，“洛阳爱国联盟”不仅配合中央电视台为抗战老英雄耿谆(中国劳工案原告，日本花冈暴动的组织者)录制了战地重游，还组织参与了多次反日签名活动。

　　李磊还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在今年年初的反日入常签名活动中，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许多人签完名都没有离开，后来大家的情绪开始激动，纷纷在骂日本人。李磊这时候就说“日本人当中也有好人，比如说那些帮中国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师啊……”话还没有说完，突然有一个年轻的父亲，手里抱着孩子，很愤怒地冲上来对他大声喊道：“日本没有一个好人！”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要是手里不是他的孩子，他会毫不犹豫地砸在我的头上。” 李磊对记者说，“这样的心态我并不赞赏，但是我也能够理解，我们洛阳，在当年抗战的时候伤亡很大，可以说是带着国恨家仇。正因为这样，才更加有必要让大家了解历史，了解军国主义，分清楚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

　　今年29岁的李磊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他的生活很简单，工作之外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和朋友们在一起。五年前，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激起了他的愤怒，使他萌发了让人们了解历史的念头。那时候，朋友们都受不了“愤怒青年”李磊，因为跟他说话，三句话就要说到日本。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李磊的声音已经理性了很多。

　　在李磊通过邮件发过来的“洛阳爱国同盟2005年9·18纪念活动章程”中，记者看到了“不喊口号，不准有过激言行”的活动要求。李磊解释说，这是考虑到社会安定的需要，“情绪有时候是很难控制的，我自己就是很感性的人，有时候演讲的时候，我会激动得讲不下去，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把有些情绪喊出来，但是在那种时候，人很容易控制不住自己，更不用说是一群人了。”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李磊一直没有组织过游行。

　　
瞭望东方周刊：郭泉:真正的愤青

　　郭泉说话很快，刚开始交谈的时候，连连追问记者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他的。当记者告诉他是从他的反日爱国板块上得知他的联系方式之时，郭泉立刻惊喜地问：“你一直在看我的板块吗？” 
　　郭泉今年37岁，他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民主同盟南师大文科主委、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5年1月22日，民间因为日本人在安徽修建王直墓引发争议。1月30日，郭泉和浙江丽水学院的一位计算机教师在晚上7点，带着自备的斧头和榔头来到了安徽歙县，在找到了王直的墓后，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据史料记载，明朝嘉靖年间，王直与日本倭寇勾结在相当长时间内为害沿海居民。随后，郭泉在网上声名大振，并为众多网友赠号为“粪青”。

　　郭泉声称自己从小就是高度独立思考的人。“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郭泉告诉记者，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他的家人知道他砸墓的事情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

　　“我是原本意义上的愤青，真正意义上的愤青。”郭泉强调说。

　　1990年大学毕业，郭泉当着同学的面砸了第一样日货，一个日本电子表。这之后，郭泉不仅把自己家里不用的日货拿出来砸，还动员自己的学生把家里不用的日货“拿出来，我们一起砸呀”，郭泉称这是在“锻炼身体”。至于有用的日货，郭泉表示要“等用坏了，再用国货置换出来”，然后再砸。

　　有调查显示，对于砸日货的行为，多数中国人都不赞同。

　　当记者问到反日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占多大的比重，郭泉立刻回答：“一直都是生活习惯啊。”

　　郭泉声称，他的愤青事业要一直进行下去，一直到“日本交回中国的钓鱼岛”，紧接着，郭泉激烈地表示:“如果有这一天，我一定到日本免费为日本的大学做五年的中国文化教授;如果有那一天，我保证我家全部使用日货;如果日本交回中国的钓鱼岛，我立即成为哈日族！” 

　　郭泉是资深的背包一族，他称自己为“老驴”，因为他曾经背着帐篷去过川西贡嘎雪山。他还是一位枪模爱好者，叫做狗友，不过他说自己还只是“新狗”。对于小资和愤青，他认为并不矛盾。他认为愤青是情绪，小资是生活。

　　在互联网上，愤青仿佛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存在，可是当你拿着愤青这个词去寻找它的主人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一种“大象希形”的尴尬。

　　“别人都说我也是愤青儿呢……”然后突然刹住话头，迟疑：“不过……”最后是否认：“我不是愤青。”而更多的人则明确表示了对“愤青”一词的蔑视以及记者将其称作愤青的不理解和愤慨：“我怎么能是愤青儿呢，愤青儿是什么东西？”仿佛记者说他犯了什么罪行一样。这是记者整个采访过程最常见的一幕。

　　回想起当年梁晓声宣言“我是愤青”时的自豪心情，不禁让人纳闷：“愤青”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尴尬了？

　　这或许又要回到网络。

　　民族主义愤青在中国早已有之，《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就对记者说：“从1983年起，我一直就是愤青。”但是，愤青队伍的真正壮大发展，则是网络及中文论坛出现之后的事。

　　据记者调查，民族主义愤青的网络生存场所主要有两个，一是各大中文BBS，一是QQ群聊天室。而网络交流的匿名特质，正是造成愤青迅速变质的重要客观原因。偏激的声音往往容易压倒其他的声音。于是乎，刺激眼球的句子开始频频出现。论坛上随处可见的“是中国人就进来看看”，曾经让很多中国网民从激动到麻木再到厌烦。

　　充斥论坛的，还有各种谩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不仅有粗鄙的人身攻击和诋毁，还有对战争的无原则鼓吹。一些无理性宣泄，在网络上竟不乏应和之声。

　　由于这些“头脑发热、极度冲动”的“爱国”愤青的存在，论坛上但凡沾上点边的主题帖都难逃一大堆与主题内容无关，却只具备谩骂煽动性质的帖子蜂拥而至，最终淹没理性发言，使之彻底沦为发泄口欲的场所。

　　说到论坛里的这种“爱国主义灌水”，郑强感到颇为头疼。作为已有逾四万名注册会员的中华抗日联盟的超级版主和管理员，郑强必须及时对这样的帖子进行处理。“很大一部分人都只是在谩骂，我们禁止不了。警告过，删过帖子，也封过ID，但是一放松就立刻不行了。这样的人，大概占了30%之多。” 郑强无奈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正是这一部分人的言行为中国愤青带来了恶名。“愤青”这个称谓渐渐地带上了贬义的色彩。“极端”、“褊狭”、“无知”、“粗鄙”……这些评语已成为中国愤青缠身的噩梦。

　　2002年底，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很快招致一片骂声，网上各个爱国论坛充满了对“对日新思维”的言辞批判，其中不乏谩骂和人身侮辱。这种谩骂最后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作者的名字一时间几乎成了“汉奸”的代名词。

　　从那时候起,“汉奸”开始成为愤青们攻击“敌人”最有力的帽子和武器。而一部分极端的愤青,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提出异见的人统统视为敌人，扣上“汉奸”帽子。谩骂发展到后来的铺天盖地之势，使得任何试图进行理性思考和冷静发言的网民,都不得不事先做一个声明,表示和“亲美或亲日”立场划清界限。一位名叫“tangxin983”的网民曾经这样总结了极端愤青的思维逻辑公式:“我是爱国者；所以我做的事情都是爱国的、是正确的；谁敢反对,谁TMD就是汉奸,是洋奴。”

　　由于这些谩骂里往往充满了污言秽语，甚至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因此，这一部分人被赐予了一个新的称谓——粪青，取其“满嘴喷粪，污染环境”之意，并以此与愤青相区别。

　　马瑞彬是百灵社区“反愤地带”的版主之一。这是一个宣扬以“观察互联网愤青现象，反对网络中不良的左右倾愤青现象，提倡真正理性的愤青精神”为己任的板块。在这个互联网的角落里，从来就不缺乏争论声和谩骂声。

　　“我们反对的其实是极端思维，说起来任何成为主义的东西都有它应该反对的地方。主要就是反对粪青，他们的危害很大。他们几乎都是反理性，反常识的。不光如此，他们的言行还直接损害了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马瑞彬对记者说。在网上，他没少被骂为“汉奸”。
　　
　　
瞭望东方周刊：极端排外的隐忧


　　年初，韩颐和“后羿射日”的广告创意，在网络民族主义愤青中赢得一片叫好之声，被誉为继日本丰田“霸道”广告和立邦漆“盘龙滑落”创意之后的有力民族主义反击。而网民自行设计的“奇强洗衣粉”广告Flash更是广为流传，网民称之曰“大快人心”。中国愤青群落中流露出的极端倾向已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忧思。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砸麦当劳、砸奔驰车等抵制外来文化的极端事件。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用高亢而情绪化的言辞鼓吹中美对抗，并发出了美国即将崩溃、中国要成为超级大国的预言。时隔九年，作者之一宋强平静地告诉记者，《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近十年来，“我们的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最大敌人仍然还是美国”，虽然现在反日的声音好像很高，但其实一部分人的反日“只是为了掩盖他们亲美的立场”。当记者问到书中关于美国没落的预言之时，宋强沉默片刻，回答说：“至少，美国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没落了。”

　　近年来，民族主义愤青队伍中出现得最强烈的排外讯号是“抵制日货”。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冯昭奎认为，“抵制日货”并不现实。他指出：“这是抗战时的口号，在当时很正确，但是现在经济全球化，生产不是在某个国家孤立地进行，国货日货洋货很难区分，抵制日货，很可能抵制的就是国货。这个不现实，况且，中日贸易之间的依赖这么大，两个国家要是相互抵制，受损失的是两国人民的利益。”

　　然而，“抵制日货”却拥有了不少支持者。中华抗日同盟会的管理员郑强是“抵制日货”的身体力行者，去年9·18纪念日，他在网站发起了拒用日货万人签名活动。他郑重写道：“我宣誓：从今日起，经由我手采购的原材料以及半成品，如果在不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坚决使用国货！”

　　郑强已在深圳工作了六年，他一直践履着自己的誓言。他很高兴地告诉记者，他最近“又抵制了一次日货”。公司每年需要更换上百台打印机，一直以来都用的是日本品牌，而这一次，在郑强的建议下，公司选择了他推荐的非日品牌。这一次小小的“胜利”让郑强快乐了许多天。

　　长期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对愤青群体中潜伏的极端排外的危险表示了忧虑，他说：“不少年轻网民中间存在着一种极端激愤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任何外交协商、妥协，必要的退让和利益交换，都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甚至动辄上纲上线到斥责别人“卖国”。一旦有机会，他们甚至可能会演出打、砸、烧的危险情景。这也是许多人警觉和担心的原因所在。”-

　　19世纪的政论家白哲特在谈到“民族是什么”的时候说：“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要马上对它作出解释或定义，却是不能。”对于“中国愤青”，白哲特的话同样适用。

　　“愤青”一词本源自西方，它的产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欧美左翼思潮的兴起，西方媒体渐渐开始用“愤青”这个词来指谓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美国的代表便是60年代的嬉皮士。

　　中国早在70年代，香港就出现过“愤怒青年”的称呼，用来指称对社会现状不满，急于改变现实的年轻人。而在内地，最早的愤青是指那些“文革”时下乡的知青，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造就了他们愤世嫉俗的人格。改革开放后，一些当年的知青把当时的经历写了出来，名噪一时。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中国却不断遭遇制裁与“遏制”。外部环境的变迁，刺激了民族主义在90年代的初潮。标志性事件便是1995年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和随后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全国风行。

　　1999年以后,连续出现中国大使馆被炸、李登辉抛售“两国论”、中美撞机事件、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在这些强刺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崛起。而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异化，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以反日反美为主的排外式愤青被冠以民族主义愤青之名，又称作极端民族主义者。由于近年来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摩擦频频发生，愤青也渐渐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 

　　2003年，互联网上先后出现两次大的签名活动，一是“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网上签名活动，二是“9·18对日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均由民间爱国网站自发举行，分别在短短的时间内征集了数万乃至上百万的网民签名，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2003年也因此被视作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发轫之年。人们惊讶地发现，不经意间，民族主义愤青已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互联网里大大小小的山头。- 
http://www6.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84999.shtml

《中国可以说不》作者再谈中美关系

　　目前中国没有必要再出一本类似的书

　　“民间有一些民族主义联盟之类的团体希望我们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基本没有参加”

　　很多中国人一定还记得，差不多十年前的1996年，有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热销到超过了北京夏天的温度。

　　“美国谁也领导不了，美国只能领导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这是书中很有名的一段话。

　　这本全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书首版发行五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赶印出版，吸引了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因此成为1996年最轰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书。

　　宋强等几个年轻的作者，成为了西方媒体眼中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

　　十年后，“更理性的民族主义”

　　该书的策划者、也是第二署名作者张小波(书中署名“张藏藏”)如今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书商，在亚运村拥有一家图书公司。事隔近十年之后，他仍然向《瞭望东方周刊》承认，这是他策划过的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当时才30出头的张小波如今已步入中年，留着寸头、穿着考究，说话不紧不慢。他说，《说不》在当下看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最大的价值是促使美国决策者了解了一个更为全面和真实的中国，提醒他们不要肆无忌惮地损害中国的利益。”

　　他的同伴、《中国可以说不》第一署名作者宋强也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宋强是带着两包美国香烟出现在记者面前的，一包是“万宝路”，一包是“骆驼”。万宝路已经打开，里边还剩下三四支烟，他取出一支，但没有点燃。

　　宋强与张小波差不多同龄。由于《中国可以说不》的机缘，以前在重庆一家电台当部门主任的他在出版界获得了认同，目前主要从事图书和电视剧策划，同时仍在写作。

　　“在中美关系方面，我们之后基本上退出了这一领域。民间有一些民族主义联盟之类的团体希望我们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基本没有参加。其实我们并不是什么民意领袖。”

　　说完，宋强蓦地起身走出会议室，一会取回来一个打火机，点燃香烟。他承认当时写《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姿态比较“草莽”，观点比较“突”，有些过于粗糙的东西需要调整，但是总的看法没有变化。

　　“我还是十年前的观点，中美遏制与反遏制是不变的主题。美国会不惜以破坏游戏规则来进行，如否决中海油对美国石油公司的收购。”

　　当记者追问“目前中国有没有必要再出一本类似《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时，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抽了口烟，眼睛望着窗外，停顿片刻后说，“我觉得没有必要。的确有出版社希望我们再写一部，但是我认为中国人没必要一次次的激动。”

　　张小波也同样认为没必要再写一本类似的书，但“应该有一本更理性的民族主义的书出现，比《中国可以说不》更成熟，更具可操作性。”

　　《中国可以说不》的另一位作者古清生身材魁梧、戴一副大黑框眼镜，已经有了啤酒肚。见到记者时，他首先掏出一本书——《大嘴吃八方》，“饮食散文书后面又出了三本，我准备出50本，然后希望有人介绍到西方去”。

　　古清生希望记者称他为“自由作家”或者“田野学者”。在写《中国可以说不》之前，古清生已是一位自由作家。现在，走向田野，考察中国地域文化并以饮食散文的形式来记述地域文化是古清生的新工作。

　　古清生说，之所以走向田野与《中国可以说不》有关，因为有位美国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不理性地批评美国，而不去理性地书写中国。“这使我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加上我本身对地域文化感兴趣，所以就去各地考察，去触摸中国文化的根，去展现纯朴、善良、不好斗的中国文化，写给美国人看。”

　　“在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上，我的基本观点仍然和那时候是保持一致的。‘说不’不是说不跟美国交往了，而是要有选择性地与美国交往。对中国有利的就交往，不利的就‘说不’。”古清生说。

　　2005年2月《环球时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联合民意调查

　　对象：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五大城市居民

　　在这些城市的居民中“一般喜欢”和“喜欢”美国人的占了大多数，其比率分别为52.9%、13.2%，两者相加为66.1%。另外，认为发展中美关系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人分别占61.92%和49.31%。同时，将美国视为友好国家、学习榜样、合作对象的，分别占10.4%、11.7%、25.6%，三者相加达47.7%。

　　但是，另一方面49.2%的被访者认为美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比例高达56.7%的被访者认为美国确实在遏制中国。

　　美国华人组织“百人会”2004年12月进行的调查

　　数据提供：清华大学IUP(校际合作)中文中心美方主任唐占晞)

　　对象：200位美国各界精英和1200位普通美国公民

　　结果显示，66%的人对中国有良好的印象，而10年前持这种态度的人只有46%。在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重要的盟友，仅次于日本，高于土耳其。但是，有超过50%的人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
  
稿源： 瞭望东方周刊 编辑： 郑映映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5/09/08/001114533.shtml

要回答前一个问题，可以看看我们的“爱国英雄”和日本的“爱国英雄”面对面时怎样一副松包模样。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领军人物、《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张藏藏曾于九六年跑到日本为他这本大作的日译本作宣传，日方为扩大效果（不知是不是要为“中国威胁论”找到实据），邀请张藏藏到电视台和日本铁杆右翼石原慎太郎对谈，在书中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还动不动扬言“不要害怕打仗”的那位张勇士，见到石原，一口一句“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名著名的作家”、“久仰你弟弟是著名的大影星”（张不知道石原裕次郎也是一个充满右翼思想的人）之类讨对方欢心的恭维话，当石原以“支 那人”称呼中国人时，张勇士先是说“你再说一遍支 那人我就离开这里”，似乎很有英雄气概，但是在石原连呼几次“支 那人！”之后，张勇士直到节目结束都没有离开演播室，看来很舍不得放弃这次出镜机会，节目自始至终让石原占尽上风，张勇士张口结舌，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另有日本的华人记者采访现场，记录了整个经过，与电视台放映的版本基本一致，显然张藏藏的表现不是日方故意剪辑出来的）。张勇士不仅让原先以为中国爱国英雄如何了得的日本右翼传为笑柄，也让我等在日本的华人痛心不已。按今天爱国众将的标准，张勇士在鬼子面前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连我等常被骂作汉奸的人都看不下去，他是否该受到比赵薇更加严厉的处罚？张勇士在一个非武装的右翼分子面前尚是如此表现，假如他早生五十年，真到了国难当头的抗日战场上，会比他在日本电视台表现更出色吗？张勇士无意间倒是论证了红太阳的一句名言，套用过来就是“一切爱国贼都是纸老虎”。遗憾的是，张勇士在日本的真实表现没有被国内媒体报道，某些华文媒体反倒隐去了他在石原面前那副先是卖乖讨好，后是理屈词穷的落水狗模样，把他包装成敢和日本右翼舌战的爱国英雄，至今还在以“敢于说不”的资源左右逢源，这种文过饰非，比赵薇及其经纪人的做法恶劣岂止百倍？如果说赵薇的“无心之失”还可得到某种程度的原谅，再善良宽容的人也难以认为张藏藏是“无心之失”吧？放在今天，爱国同志会不会按对付赵薇的做法，从张勇士的前三代中查出有汪伪政权的汉奸或是特高课的特务，要子孙后代一起长期潜伏，为中国威胁论造势，再寻找机会在日本右翼面前出尽中国人的洋相？
　　http://members.ld.infoseek.co.jp/clx3/zheng/02/0106a.htm

呵呵，发这些贴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我们内耗太严重!

为什么拿日本人发泄，难道我们能拿国内的问题发泄？如果把花在公车上的几千亿用在失学少年身上，还需要希望工程做什么？

如果把每年公款出国费用花在社会保障上，大家还会这样没有安全感？

哈日的可以发N多这种贴子，日本强大，日本富裕是值得我们学习，但日本人还占有我们的领土，还从内心里把我们中国人当猪狗，我们还要奴性十足的为他们唱赞歌？

我并不认为抵制日货的人就不努力工作，不努力学习!我也丝毫不觉得他们可笑。我倒是觉得有些人如果换在几十年前早就趴在地上，当了日本人的狗!

抵制日货的兄弟们，我支持你们，尽管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但我从内心支持大家。同时我们呼吁大家继续努力，不断创新，做出超越日系的产品，用实力赢得尊重，让哈日的奴才们笑不起来!

而“中国愤青”只有一股“反日”或者“反美”的怒火，至于向内的方面，他们只是到处派“汉奸”帽子而已。“中国愤青”所带来的绝不会是民族的福音。因为在一个需要解决国家发展诸多问题的时期，“中国愤青”没有兴趣致力于公民权益、社会发展、文明进步，还因为那种火冒三丈的情绪刚好显示他们缺乏不卑不亢的气质和理性自信的精神。
个人认为不抵制日货，而努力工作，努力学习，面临的竞争对手会多些，比抵制日货而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的人要强点,胜得光彩点。

没有大脑！

按“中国愤青”的意识状态，历史只是记仇的材料，未来则是复仇的机会，他们也“鉴往知来”，不是要迈向和平，而是要得出“谁的劲大谁就可以杀掠”的经验教训。轻一点讲，“中国愤青”代表着一种认知缺陷，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信奉亡命徒逻辑。
    这是什么屁话.难道你的父母让坏人给杀了,你却说杀的好杀的妙吗?并且欢欣鼓舞的去感谢这些人吗?
    国人是应该当自强,但是你不应该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特别是你的仇人不承认并且美化那段历史的时候.你能让我冷静下来吗?现在你去看看日本人是怎么面对那段历史的呢,他们说他们那是在帮助中国人实现繁荣.你能容忍吗?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却只字不提,八年抗战我们死了多少人3000000什么概念啊.按您说的我们现在却要感谢小日本了.
    不论别人怎么看,我始终坚持我的信念.抵制日货!

  文章所说的：“中国愤青”，只不过是反日人士中的一个支流。其实抗日需要各阶层人士来参与的，要建成统一战线。君不见抗日战争期间，不是团结了包括绿林好汉在内的各种人士吗！至于抗日队伍中参差不齐，那也是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善于引导。日本人中也有讲良心的，比如那些曾经在中国打过仗的老兵们，不是经常到中国来缱悔吗？有关抗日战争中老百性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时，不是有许多日本律师自愿免费为中国民众辩护吗？所以说我们要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来共同抗日！

关于对待“爱国”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种人，
一种是不说，但是一直在默默的做着自己本职工作，也许他们说不出来爱国的道理，但是他们确实最朴实的爱国者，我们国家里大部分人都是这一种.
第二，是说和做结合起来的，他们不仅表达爱国的情感，还积极的做，这样的人很少，但也正在的变多.
第三，只说不做，嘴上喊的很好，可喊过后依旧我行我素.
第四，不说不做的，这本来也没什么，可就有部分人，对别人表达爱国的想法和行动，大肆抨击，要么没思想拉，太激进拉，有头无脑了等等.而至于他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只有天知道了

“愤青”至少表明他还知道愤怒，有的人呢？不可否认，有部分网友可能言语有点偏激，不够理性，比如会说“灭掉X国、踏平…杀光……”等字眼，这只是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当然能理性的分析问题更好，但上网的人文化素质有高有低，想法千种百样，不可能看问题都是一个样子，所以愤怒也就愤怒了，再说凡事都有因果，为什么别人不说干掉其他国家呢，我们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在逼我们说，逼我们做，一个人的影响是有限的，就是要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事实，不要忘记历史.

有感而发，可能有点乱！

    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混淆国土、民族、党、政府、人民和国家的概念。把本来群众对政府的正常监督变成了，不爱政府，即不爱国家，即不爱民族，即不爱人民，即上了美国的当，即汉奸。愤青即是根据这个逻辑来判断是非。把爱政府和爱国等同起来。我们爱国的目的是什么？爱党？爱政府？还是爱人民？出生在中国这片土地，爱中国山山水水，爱身边黄皮肤黑眼睛的人，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爱国并不是什么光荣伟大的事，是每个人最朴素最基本的感情。但你在政府搞不好医疗、教育、就业和法制的情况下，还要拥护政府和党，还不能有批评意见，这是不是和所有中国人过不去。不拥护政府和党，不信什么主义，并不意味他要炸掉黄河长江，毒杀身边的人。相反热爱人民的人，才会想办法让人民过得好，才会鞭策政府搞好医疗、教育、就业、法制等关乎老百姓生活的大事。想必大家都看过《佐罗》。一个反抗政府的蒙面英雄受到了多少百姓的尊重和拥护。用愤青的观点来看，佐罗是典型的不爱国的汉奸。
    有些人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热血男儿，最爱国，别人都是胆小鬼，都被蒙在了鼓里，都无所事事。好心并不一定会办成好事。偏听则信，兼听则明。中国需要理性，不需要暴民。

liaojie

哪里有卖国者奸人，哪里有愤青！有愤青有什么不好？？我到愿意看见更多的真愤青！

“愤怒的青年”对“过度理性派”的批判 
　　对中国第一部保钓长篇小说《决不阳痿》所写的序 
[585] (2005-12-13) 


1945年二战结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带有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家流派，他们自称“愤怒的青年”。“愤青”派作家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毕业于普通大学而不是牛津、剑桥之类的名校。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直言不讳地抨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阶级偏见，蔑视英国的现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伪善与平庸。他们有的还以自己的下层阶级生活方式为荣，向中产阶级的妄自尊大与装腔作势提出挑战。他们的出现反映了青年一代对战后现实的不满和挞伐, 他们以其正义性的英勇斗争激励着全世界青年。 

　　1985年8月15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日）日本首相中曾根第一次在战后，尤其是在甲级战犯供奉到靖国神社以后，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从这一天起，中国也出现了“愤怒的青年”。随着日本首相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的闹剧愈演愈烈，中国“愤怒的青年”和“愤青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很显然，英国的愤青针对的是本国政府，而中国的愤青针对的却是日本政府。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政府自己。因此，中国的愤怒的青年，是愤怒的、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 

　　但是，伴随着“中国愤青派”的出现，另一种声音以及他们的派别也甚嚣尘上。这一种声音和派别就是“过度理性派”，当然，他们自称为“理性中国派”。他们认为不应该纠缠于中日间过去的鸡毛蒜皮的陈年旧帐，要眼望中日友好的巨大利益，他们中一些“杰出的”代表还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模式提出了一个中日关系新思维理论，这个新思维认为，如果早在20世纪就建立日本人设计的“大东亚共荣圈”将会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福祗。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什么新思维，而是二战期间所有汉奸的旧思维。 

　　我们不否认经济一体化理论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福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福利而对日本政府所做的有害于中国民族情感的事情缄口不言。我们更不能容忍中国的“过度理性派”根据他们的所谓“理性”对爱国青年的攻击。当然，我们也知道，“过度理性派”的攻击对“愤怒的青年”是完全无效的，但是我们也不可以低估由于他们占据了宣传和理论的有利地形而形成的对社会正气的巨大的削弱能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应对中国的“精神性集体阳痿”的症状负责。因为在他们的过度理性的影响下，一些被他们的过度理性蒙蔽的中国人开始无视中国的抗日战争史而向“中国愤青派”的爱国青年质问诸如“你们为什么要反日？”这样完全丧失民族情感的弱智问题。 

　　一个过度理性的人，会被这种过度的理性扼杀了情感。过度理性的人其实是一种超理性型忧郁症病人，他们永远只信任自己的理性，他们以“现实”的“个人利益”来考虑一切事物，一旦与现实和个人无关、相互抵触，他们的反应永远是“不可行”。这种“超理性型忧郁症”是导致“精神性集体阳痿”的罪魁祸首。人的情绪必然跟着信念而行，当一个人的生命、理性都在大呼“不必要”和“不可能”时，情绪当然会变得忧郁沮丧、无力痛苦，“阳痿”也就产生了。当然，阳痿也有完全是生理原因的，但是来源于过度理性的精神性阳痿却是占绝大多数的。过度的理性，会将来自内在的冲动统统封杀。表现在中日问题上，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把靖国神社、教科书以及钓鱼岛问题与中国联系起来，因此，如此的过度理性，使得他们再也激动不起来了。每一种生命困境肯定都有出口，但是过度理性的头脑，将可能的出口都堵死了，因为那种对生命的无力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致集结了强大的忧郁情绪，将人卷入无底的深渊。 

　　过度理性是无法行动的。这正是“愤怒的青年”对“过度理性派”展开批判的逻辑起点。“愤怒的青年”认为过度理性造成的无法行动的根源在于，过度理性不能容忍扰动项（perturbation）存在的傲慢。因此对于所有可能因为扰动而出现的结果，很容易倾向于拒绝接受，进而以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看待事物因扰动所发生的过程。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他们在看到这些事情之后，反而表现得超级适应，过度理性，好像事情是发生在别国而与中国无关一样。他们之所以过度理性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设限。而当凡事过度诉诸理性就会忽略个人的预感、直觉和理想。 

　　过度理性派的这一切都招致了“愤怒的青年”的猛烈批判。愤青从本质上是从属于后现代的，因为他们都多少带有反对“过度理性”的“反现代的意味”。他们强调丢弃过度理性、抽象、冷漠的思维倾向，主张带有激越的情怀去认知世界。所以，愤青很愿意对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表白，这个表白可能是言语的，也可能是行动的。他们一路咆哮、张扬荣耀；热情地裸露沸腾的不羁血液，努力冲破城市过度理性的束缚枷锁，追寻每个人心底最初的自由意志。 

　　“愤怒的青年”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从边缘角落跻身中心论述的地位，挑战过度理性化的组织生活方式和过度理性化的思维范式。 

　　郭泉（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转帖于http://www.xici.net

1945年二战结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带有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家流派，他们自称“愤怒的青年”。“愤青”派作家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毕业于普通大学而不是牛津、剑桥之类的名校。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直言不讳地抨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阶级偏见，蔑视英国的现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伪善与平庸。他们有的还以自己的下层阶级生活方式为荣，向中产阶级的妄自尊大与装腔作势提出挑战。他们的出现反映了青年一代对战后现实的不满和挞伐, 他们以其正义性的英勇斗争激励着全世界青年。 
我们国家和国外相反，人家的右派是保守派，左派是激进派。所以日本右翼也就是完全美化日本。中国是左派保守，坚持党的领导，支持政府。中国右派是激进，批评政府，要求民主。

南方都市报是在说：你强奸了他老母和他老婆，他会感谢你，如果玩3P，他会给你磕头。你直接宰了他，他18辈祖宗都会感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