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供给侧改革

过去的这一年里，我在很多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投资人的圈子里，都能感受到普遍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这个悲观情绪当然有很多作证，比如说炼一吨钢的利润买不了一斤白菜，某某公司将工厂搬迁到东南亚，地方债高企面临逾期风险……等等。

从区域经济来看，东三省经济雪崩式的下滑，我去沈阳市考察时，发现房地产库存居然高达90个月。山西、河北、内蒙这些地方传过来的，通常都不是什么好消息，连广东和江浙地区的日子也不好过，曾经号称“公路一堵车，全世界电脑都缺货”的世界电子工厂东莞，现在已经哀鸿一片。

再看产业经济，中国是一个以制造业立国的国家，但是现在很多制造业门类却在一路下滑。2016年初，我参加一个内部会议的时候，看到了一组数据，现在应该是23年来工业增速最差的一年。虽然看起来也有一些好的方面，比如互联网，比如创新创业，好像还是热火朝天。但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从宏观经济来看，到底是好是坏呢？好像大家都说不清楚。

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经济增长6.9%，这个数字其实很有意思，一方面我们要保7但是没保住，说明经济增长没达到预期。另一方面又告诉大家，我们离7很近，这个成果来之不易，说明很有希望。所以你从6.9这个数字里，既能看到乐观，又能看到悲观，对于经济的判断是比较模糊的。

这是因为中国当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同时面临着四个时期：

经济增长的换档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维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国家崛起的奇迹，举世瞩目。而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在逐步从无产者社会进入中产阶级社会，整个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在逐渐进入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这是一个换挡阶段。从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发达国家在经历这个阶段时，宏观经济都不可避免的要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

结构调整的阵痛期。

中国自“一五计划”以来，优先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服务业先天不足，整个国民经济过度依赖钢铁、建材、化工这些重工业，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此外，中国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造成大量的外汇结余，导致货币超发和资产泡沫，体现为内部结构的严重失衡。如今我们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要先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忍受一定的阵痛。

前期过度刺激的消化期。

自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过度持续通过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导致从政府到企业层面的负债率过高，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和消化，这也是造成经济下行的一个原因。

全球生产力停滞期。

从2012年到2015年的1.7%，全球生产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在持续减缓，尤其是代表技术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下行态势，这意味着人们把资本、劳动和技术转化为产出的能力在急剧减速。如果说以往的几次经济危机，都只是结构性和局部的问题，那这一次危机，真正是一次全球性的生产力危机，不仅仅是中国，其实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英国未来制造业预测、新工业法国、日本机器人新战略，都是各国对这一轮全球生产率困局的应对。

由于这四重浪的叠加，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整个经济呈L型走势，持续的减速下行。

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应运而生的。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所谓“供给经济学”，事实上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推行的一套政策以减税为中心的经济政策，附加私有化和解除经济管制的策略，统称为“里根经济学”，美国就是曾经依靠这一套理论走出经济的低谷。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供给侧概念，而是国内部分学者混淆概念的结果，今年初人民日报的权威人士文章已经指出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供给侧的源头，其实是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萨伊定律”，他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

举例说明，如果经济体中只有一家企业，满负荷运转，可以生产出100万元的产品，假设产品能够全部在市场上销售出去，企业的收入为100万元。这些收入分别用于支付设备、原材料、人工成本和企业家利润，那么这些分项加在一起就还是100万。100万的收入产生100万的需求，正好又对应了100万的产品，这就是供给创造需求。

而进入20世纪，凯恩斯经济学兴起，他们认为供给没有完全转化为需求。

还是上面的例子，凯恩斯主义认为，供给为100万时，消费需求可能只有50万，这样另外50万就要作为储蓄沉淀在金融体系中。虽然银行可以利用信贷将沉淀资金借给企业，产生投资需求，但是市场经济中没有天然的机制保证投资正好等于储蓄。如果当投资低于储蓄比如只有30万时，社会的总需求就是80万，企业虽然有100万生产能力，但是受需求所限，只能销售80万的产品。所以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应该增加政府开支，由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刺激企业投资，双管齐下，通过宏观调控拉动需求，使企业充分生产直至100万。

过去，我们的宏观调控一直强调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通过不断的投资，拉动需求，保持经济增长，其实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下的宏观调控。

但是问题在于，凯恩斯经济学其实是一个短期经济模型，并不适用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因为它是一种静态平衡，没有考虑到经济的动态发展，而且做的都是总量分析，而不是结构性分析。凯恩斯并没有考虑到政府投资的结构性后果，财政开支通常会向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倾斜，央行减息降低资金成本，同样鼓励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投资。所以凯恩斯主义总体上有利于钢铁、水泥、建材、能源、机械制造这些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和工资收入会高速增长，而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和轻工业，就必然会落在后面，工资的增长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社会的就业大部分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重资本轻劳动的生产结构就导致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资本收益和政府税收比重不断上升。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主要都用于再投资，结果就是居民消费需求跟不上投资新增的产能，过剩就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过剩产能不是因为总需求不足，而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政策人为的压低资金成本，扭曲了需求结构，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打了个结，导致投资过旺，带来产能的畸形扩张，同时由于投资回报率是递减的，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而且一次比一次刺激强烈，这种经济刺激带来大量的举债，使金融杠杆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大，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结构的症结。

供给侧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恶性循环，它从供给侧出发，把经济的增长分为劳动力增量、资本增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是递减的，但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以及创新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回报是递增的。

所以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就是降低资本投入的增量，扩大劳动力增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量，也就是我们今天党中央所说的“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我们要通过改变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扭曲，完成一次彻底产业升级。

供给侧改革怎么改

其实按照国民收入来看，中国结构性经济拐点本来应该发生在2008年，但是当时因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稳增长保就业，我们被迫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这导致我们一定程度错过了经济转型的最好时期，所以本届政府为了推进经济转型，进行了多次尝试，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从2012到2013年中，以扩张需求为主，延续了过去的需求侧刺激政策，比较突出的就是城镇化改革，通过把农业人口变成工业人口，创造新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阶段是从2013年中到2014年初，此时在需求端采取了偏紧的态度，收紧流动性钱，打击虚假贸易，一度出现了钱荒的情况。

第三阶段是从2014年初到现在，中央采取了适度扩大需求+供给侧改革的宏观经济政策，降准降息+政策性金融，双管齐下，供给侧和需求侧是一个长短期的关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短期问题，为经济托底，稳增长。而供给侧改革则解决长期问题，调整结构，促进转型升级。

具体措施层面上，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如果一个国家多产出武器，就要少产出面包，两年四万亿投资政府项目，民营工业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争取同样的资源，用同样的生产要素，此消彼长无可避免。所以过去我们对于过剩行业的扶持和保护，挤占了社会资源，阻碍了市场的正常价值流动，使有需求的部门获得资源的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融资成本也上升。要结构调整，就必须重视这种挤出效应，所以去产能主要是针对过剩的制造业、去库存针对房地产市场、去杠杆针对地方和企业债问题。

这个过程中，需要人为去关停大量的僵尸企业，主要是长期依靠政府输血的国有企业，这意味着短期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但是只要把原来要输血给僵尸企业的资金，用来促进从业者的重新就业，这个阵痛在长期就是有价值的。

降成本，主要通过减税和简政放权来实现。其实中国工业与国际接轨程度很高，主要扭曲在于上游企业，比如电力、电信以及一些生产要素处于高度管制和事实上垄断的局面，由此带来了对工业部门的整体经济负面影响。也就说，过去我们的生产要素中，只有人力资本是完全放开的，而土地、资本等诸多要素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这种垄断造成的价格扭曲，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高于国外同行业，也就因此使得中国制造业难以做到物美价廉，也树立不起工匠精神，所以中央已经多次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消除价格扭曲”。

补短板，是要避免我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国际经验来看，低收入国家以农业主导，中等收入国家以工业主导，高收入国家以服务业主导。而从工业主导进入服务业主导的过程中，很多国家会进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以前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而下一个阶段的产业还没有形成，所以下一轮中国经济依靠什么产业支撑，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整个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解决地方政府不作为的方式，不是让他们变成计划经济的“作为”，而是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变为“保持距离型”，把政府从经济的“参与者”变为“服务者”。体制问题，既得利益问题，是本届政府推动供给侧改革面对的最大阻力。

供给侧改革对制造业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明白，从工业国向服务业国家的转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由于制造业不重要，而是由于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是快于服务业的，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成本和占比会自然的不断下降。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一半生产力用于生产汽车，另一半用于汽车的周边服务业，一百年后，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只需要不到1%的劳动力去生产汽车了，剩余的劳动力都要围绕着汽车的周边服务业进行就业，所以这个国家就会自然的从工业主导过渡到服务业主导，但是这个前提是，占比很小的制造业，创造了足以支撑庞大服务业的物质财富，这代表着劳动生产率很高的一种状态。

所以，从工业转向服务业，并不意味着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而是意味着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制造业要经历一次全面的转型升级。

由于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工作，所以中国制造业也将进入一个改革的新常态。

一、从内需向内供转型

自2008年开始，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受挫，需求疲软，我们的出口受到较大影响，但是那个阶段中，我们主要强调扩大内需，增加国内的消费，来弥补缺口。但是由于国内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人民生活需要的轻工业品和高质量产品，国内供应反而不足，大量中产阶级去海外购买奢侈品，甚至连马桶盖都要到国外购买，这些旺盛的需求并没有转化为国内的生产力，也就不能给经济增长带来动力。

所以在供给侧改革的新常态下，我们要从扩大内需转向扩大内供，大幅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国内制造业对本土中产阶级需求的供应能力。只有国内制造业的供给能够有效的匹配内部需求，才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完成制造业的升级。

二、从规模化向定制化转型

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它能够增加信息传递的效率，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均质化。但是二十多年的运行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正好相反，互联网使得相似价值观的人们能够更容易的结成一个个社群，并且用一个信息蚕茧将自己包裹起来，不与社群外接触。同时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各类新媒体的崛起，让每个人接触的传媒都完全不同，而传媒不同就会导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社会变得越来越割裂，不同社群的人既不共享价值观，也不共享语言，更不共享需求。

断裂的社会中，消费者的需求变得越来越个性化，这就是市场4.0。与之对应的，制造企业也必须能够通过数字化工厂增强生产的柔性，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定制化生产，也就是所谓工业4.0。工业4.0的背后，就是市场4.0的兴起，未来中国制造业都必须从规模经济转变为范围经济，以匹配大规模定制化的生产方式。

三、从制造工业向服务工业转型

就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来看，我们绝不能忽视工业互联网强调的关键词：服务化。

服务化这个词看起来并不新鲜，但在时下却具有独特的意义。如果说社会发展是从农业化往工业化，再到信息化的发展模式，那么信息化之后呢？或者这个问题应该变成：各行各业信息化后为了什么？有人说现在我们正处于“后工业化时代”，也有人说我们正处在“大互联网时代”，如果能让我给个定义的话，我会定义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服务化”的时代。

作为服务化时代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一切技术的革新与升级都是为了人类能有更好的体验。医疗行业是这样，金融行业是这样，零售行业是这样，当然对于制造业甚至整个工业也应该是这样。

工业相对其它行业来看，如果说它的服务化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服务对象从对每一个消费单体变成了组织群体，也就是面向各个企业。当然企业只是产业链的中间层级，最终处在消费链最后一个环节的产品，服务的对象还是个体的消费者。比如国内的阿里巴巴一直在主推C2B的概念，而工业互联网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在制造业实现C2F（Customer to Factory，顾客对工厂），即消费者的需求决定了工业的未来。

四、从资本主导向人才主导转型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一直是采取需求侧分析的调控政策，以刺激政策维持经济的增长。而这些享受货币政策的企业，大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比如钢铁、建材等，由于这些行业能够低成本的获得资金，并享受投资需求的拉动，它的从业者收入往往比人力密集型的服务业要高。这就使得整个中国制造业的文化当中，重视资本，轻视人才的现象严重。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人才密集型的互联网公司往往对员工有股权激励措施，而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极少有针对员工的股权激励，这就是传统制造企业不重视人才的一个表现。

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下，人力密集型的服务业会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人的能力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会逐渐高于资本，所以整个制造业文化也将出现一次重大的变革，我将其命名为“中国制造文艺复兴”，经过这次变革，人才在制造业的地位将空前提高，而整个制造业也将借助人才的力量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彻底转型。

总结

总体来看，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但是距离建立新的支柱产业，竞争有序的市场，以及最终完成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买入发达国家阵营，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供给侧改革能否继续深入有效的推进，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课题，让我们共同努力，实现中国制造的世界强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