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都处在一个复杂系统当中，不能只凭感觉做事，多一点建设性意见，少一点对人的指责，也许中国制造才能闯过这个难关吧。

——兔哥

大家好，今天是周二，又是兔哥扯淡的日子。

这两天，兔哥的朋友圈被一篇《离开华为，深圳还剩下什么》的文章刷屏。

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说呢，这篇文章的确是不错，有角色、有情绪、有悬念、有细节，华为在想象中替我们叫板了一次深圳市政府，控诉了高房价对实体经济的迫害，实在是解气。

不过兔哥还是要告诉各位，这种事呢，乐一下就行了，其实深圳不是第一次“被抛弃”了，十几年前开始，它就不断的“被抛弃”，到今天也没什么事。另外，华为也没有各位脑补成的那么“力拔山兮气盖世”，它是绝对不敢叫板政府的，所谓去东莞，也绝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为什么华为不敢走

兔哥当年在外企时，曾经干过一次这种傻事，考虑到成本急剧上升，决定把一个工厂从中国搬到东南亚去。

虽然前面找了专业的咨询公司，做了很多论证，也预见到了很多问题，但是最后项目还是失败了。这次错误决策直接导致兔哥不得不离开公司，“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其实就是混不下去了，和公司互相给个台阶下。

我们人类的个体决策，往往抓住一个关键要素就做出感性判断，比如房价高，比如交通拥挤，比如我看地方政府不爽。但是任何一家工业企业，都处在一个稳定的协作系统中，它的约束条件从来就不是单一要素，你如果把它从这个系统中抠出来，换个地方，想要再次形成一个新的协作系统，这里面的隐形成本和风险绝不是华为能够承担的起的。

人员协作重构成本

绝大多数员工对企业其实是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的，哪怕这个企业叫华为，大家不过就是上班打工赚钱而已。

你从深圳搬到东莞，看起来很近，但是这相当于把他们从自己原有的社会体系中抠出来，这个协作关系重建成本要由他们自己承担，本着“死施主不死贫僧”的精神，除非你给更大的利益，涨个两三倍工资，否则他们是不会跟你走的。

有人说那怕什么，老子重新招人！这年头还缺人吗！

你错了，公司的本质不是人的集合，而是人的协作关系的集合，我毫不怀疑你随时能花钱在东莞招到一些跟深圳差不多的人，但是这些孤立的人要想重新构建起一个稳定的协作体系，没个十年八年是完不成的，而这个过程中的所有成本，你都必须要在今天承担。

产业链重构成本

工业企业和整个周边产业链，也是一个稳定的协作关系。当你骤然把它打破，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比如当初兔哥把工厂搬到越南，我的供应链就变得非常不稳定。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链最全的国家，没有之一，你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种标准的半成本和零部件，但是越南就不行。

虽然前期也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因为每一种零部件的可选供应商从三十家变为了三家，一旦这三家出现了问题，我的生产瓶颈马上就显现出来，而从海外进口的补充零部件，因为海关物流等不确定因素，会导致非常大的风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某种意义上也是第一强国，因为全产业链的玩法，不是谁都能够做的起的。

兔子你不要胡说，我们只是说让华为从深圳搬到东莞，就那么近一点，能有多大的产业链问题？

你还真别小看这点成本，虽然你的供应链可能变动不大，但是整个物流体系还是要变的，这个成本是多少呢，兔哥曾经经历过一次同城的工厂搬迁，只是挪了几十公里，结果整个物流体系瘫痪了好几个月。

这让我想起昨天在上海，一辆车压坏了中环，导致整个城市的交通全部瘫痪，一个越大越完善的系统，其实越脆弱，一个关键环节的塌陷，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所以你家门口煎饼摊可以随时挪到东莞去，但是华为却无论如何折腾不起。

人员绩效成本

当年兔哥把工厂从广东搬到越南后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员的绩效变低了。

当地的工人是从农民转化来的新增工业劳动力，这些人是没有在现代规范的、高速运转的工厂里工作过的，广东的工作节奏他们是跟不上的，所以我只能通过增加生产线上的工人数量来保证按时完成生产任务，以前在广东用六个人的生产线，现在在越南我要用九个人，这个成本就又上来了。

不过不用怕，兔哥是学工业工程出身的，还怕几个工人吗？于是我要求工厂用科学管理的方法，尝试培养规范的熟练工种，但是这些新工人还有很强的农民属性，不习惯这种快节奏，基本是培训一批走掉一批。最后逼得我只能高薪招募熟练工人，但是由于这块市场上达到要求的工人数量有限，这个代价是相当高的。

当然华为从深圳到东莞，同为工业城市，这方面的不适应要小得多，但是还有另外的隐患存在。

在东莞，本地人的比例要比深圳大得多，他们失业后可以直接回家，家里的生活成本低，生存压力小。所以东莞的劳动力对工作的依赖程度，要远远低于深圳的劳动力。他们对学习提升职业技能的热情，服从企业严格管理的耐受度，都要远远低于深圳。所以只有在大城市，失去工作就失去了生活的依靠，那种朝不保夕的财富饥饿感，才是社会和企业发展的动力。

离开了深圳的生存压力，华为就不再是华为了。

文化成本

兔哥生活在北京，也经常抱怨高昂的生活成本、连续不断的雾霾天，但是每当我回到东北老家待超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返乡的想法，因为我已经不适应家乡的那种文化了。

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冲突并不是利益的冲突，而是价值观的冲突，利益是可以妥协和调和的，但是价值观的冲突是无解的。

很多企业会选择把研发中心设在大城市，然后生产单元设在小城市，就像兔哥当时研发在美国，运营在韩国，销售部门在中国，生产在越南一样，这样看起来成本是最优化的。但是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隐藏的问题，就是文化差异带来的管理成本。

什么意思呢？就拿华为来说，工厂在东莞，总部在深圳，工厂与总部人的生活环境、视野和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流其实就没有那么顺畅，管理一个同城工厂和异地工厂的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兔哥曾经去过一家北京的制造企业，它为了降低成本在内蒙设立工厂，结果十多年以后内蒙工厂自成体系尾大不掉，不服从总部的调动，结果只能任其自生自灭，跑到河北再设立新工厂。这也就是为什么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往往必须用老外做一把手的原因，虽然看起来不够本土化，但是可以保证两地的文化差异不至于断层。

当然，我丝毫不怀疑华为具有跨文化管理的能力，因为它发展势头很好，可以抹平这个成本，这也是成为一个国际企业必备的素质。但是对于一些因为生存艰难而考虑搬迁的制造企业来说，你要小心，这个文化成本的代价可能比你的房租成本还要高，你可能越搬死的越快。

机会成本不同

这最后一点呢，就是机会成本不同。

政府官员只是个打工的，任正非却是身家性命都在里面，考虑最极端的情况下，一拍两散，华为整体搬迁，要付出前面说到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结果是任正非可能万劫不复，而主管官员大不了平级调动个闲职，这个成本是完全不对等的。

所以莫要意淫，华为是不敢跟政府叫板，更不敢随便搬迁的。如果你仔细看那篇刷爆朋友圈的文章，是2012年华为在东莞开始建一个新厂而已，那会深圳的房价还没有最近这么离谱，所以这只是一个正常的企业扩张策略，跟抛弃深圳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房价的背后是什么

华为与深圳的文章是所以爆红，我看还是因为大家普遍对高房价抱有深深的仇恨，把最近势能很高的华为抬出来做意见领袖，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这里，兔哥不得不告诉你们一个痛苦的真相，一个你们可能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的真相：

数千年的历史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因为房价高衰落的，相反，房价越高，城市越繁荣。

在我们的直觉中，房价越高，年轻人生存压力大，就会回老家，这样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城市就会衰落。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正好相反。

纽约、东京、首尔、北上广深，这些城市房价都高的吓人，但是它们却一直都是人口净流入地区，越来越多年轻人涌进来，形成了一个个超级大城。反而有另一类城市，它的房价越来越低，人们不但不会因为房价低而涌进来，反而越来越少，城市近乎被荒废，这个城市就是底特律。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想清楚房价的背后是什么，它其实跟盖房子的成本毫无关系，你买的是位置，而不是房子。

所以房价的背后，是年轻人的机会成本，以及社会的公共服务水平。

房价高，意味着想要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人多，在这里为拥有一套房子奋斗的人也就多。这个城市的协作体系越大，年轻人可以获得的机会就越多，所以你虽然每天嚷嚷着房子贵要回老家去，但是真正行动的人却非常少，不是因为你舍不得北京的水泥房子，而是你无法放弃可能让人生更精彩的机会成本。

同时，房价高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丰厚，能够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就越强。而且大部分公共设施，比如地铁、医院、学校、商场等等，只有在人大量聚集的时候，才会有规模效应，平摊到每一个人的成本才可能越低。比如同样是一块钱的公交车费，北京的公交系统可能还是赚钱的，但是东北的可能就是亏钱的，因为你的人口少，社会公共服务的成本不能平摊，水平就上不去。

所以请各位放心，华为不会因为深圳房价高而离开深圳，相反，深圳房价越高，协作体系越大，华为越离不开深圳，它最多只是把新建的工厂放在外面而已。

中国制造的死结

那么按照兔子你说的，政府的土地财政和高房价就有理了吗？实体经济被挤压是活该？

我可从来没这么说过。

我只是想说明，高房价没有错，但是“能够人为推高房价的这种能力”，是错的。

作为工业圈的网红，兔哥还是要说回到制造业。

一个产品的好坏，主要有几个评价指标：创意、技术、物美、价廉。

因为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定位一直就是加工贸易，产品和技术都是人家制定好的，所以创意和技术先天就与中国制造无关，于是我们只能拼“物美价廉”。

你还别悲观，其实日本韩国，甚至德国最初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先靠物美价廉获得市场，通过规模化击败竞争对手，然后再开始专心搞创意和技术，建立壁垒。中国制造走这条路，也没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物美价廉在中国实现有点困难。

产品的价格=制造总成本+税费+利润

我们的综合税费比国外高很多，这一点不用多说，所以要想维持同等利润并且具有竞争力，我们就需要把制造总成本压低。

制造总成本=生产成本+物流成本+仓储成本

其中生产成本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就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   

中国的土地没有真正市场化，还是由政府统一垄断定价的。所以中国的土地价格是比市场价格高的，这个好懂，看房价就明白了。

物流仓储基本上就是由土地成本决定，土地没有放开，物流仓储的成本也低不了。

金融市场也没有完全放开，所以中国的融资成本也比别人高，你看各种P2P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就是因为原本封闭的金融系统融资的隐性成本太高，这个利润才能支撑一个新生的业态。

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我们真正完全放开的，其实只有劳动力要素，也就是人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了。中国制造的奇迹，其实只来自于这一个要素的红利，其他的要素几乎都没有开放，价格和供应都是垄断的，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人为推高房价，也就是因为对于生产要素的垄断。

所以算来算去，生产同等质量的产品，中国制造的成本是要比国外高很多的。那么想维持价格的竞争力，就只有无限制的降低利润，这就导致了两个中国制造的梦魇：

第一，中国制造虽然销量很大，但是利润非常低，企业没有能力进行研发和升级投入，基本上都处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哪个行业热就一窝蜂干哪个，不会做长远规划。

第二，企业家也不傻，降低利润意味着少赚钱，他们也不干，但是生产同样质量的产品，成本又比别人高。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偷工减料，中国没有工匠精神，产品质量差，生产过程污染重，背后就是这个原因。

错的不是垄断的结果——高房价，而是这种对生产要素高度垄断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地方政府就算不推高房价，他也会干其他引起价值消散的事，这就是当前中国制造的死结。

总结一下

兔子，那我明白了，都是地方政府的错！我们只要骂他们就好了！

如果我只是想说这件事，何必前面还要废话一大堆，讲一个工厂搬迁的困难呢？

兔哥今天之所以敢讲这个，就是因为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正在采取措施——供给侧改革。比如央行的周小川说，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消除价格扭曲”，什么是“价格扭曲”呢？其实就是这种高度垄断引起的价值消散。

所以兔哥想告诉大家几点：

一、要对中国经济充满乐观，因为政府手里的牌还远远没有打完，我们只放开了一个劳动力要素就换来了三十年的繁荣，未来随着更多的简政放权，中国经济一定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一定要紧跟中央供给侧改革和简政放权的步伐，看清楚生产要素放开的路径，哪个领域先逐步放开，哪里就会有巨大红利，谁先进去，谁就是下一个时代的赢家。

三、我们当前面对的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往前怎么走可能都是对的，但是吵架就死定了。我等百姓能看到的问题，政府早就看到了，而且正在采取措施，但是每一个具体的问题都处在一个复杂的协作系统当中，跟工厂搬迁一样，不是说放开就放开的，类似华为与深圳这种只抓住一个点就狂欢的汹涌民意，只会绑架政治精英，阻碍改革的步伐。

我们永远都处在一个复杂系统当中，不能只凭感觉做事，多一点建设性意见，少一点对人的指责，也许中国制造才能闯过这个难关吧。

那个，先跟大家说个事……

兔哥正在跟某视频平台策划国内首档黑科技语言类节目……

从风险工业人变成了半个内容创业者……

实在是不敢再每天瞎得瑟……

所以也不再接受任何企业家的单独拜访请求……

除非跟节目合作有关……

我是兔哥……

我的心愿是……

做中国最逗比的风险工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