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时代领导人的外语水平（ZT） 点击：2117 | 回复：12
发表于：2008-03-04 2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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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中的周恩来》这张照片读者们都很熟悉，鲜为人知的是这张照片的诞生与周恩来会说法语的事实有点关系。从周恩来的经历来看，他除了少年开始学习英语以外，还因出国接触过日语、法语、德语、俄语。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东赴日本，进入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主修日语，兼学文理各科。在日本生活一年半多一点，1919年4月回国报考南开大学。1920年11月周恩来由上海赴欧洲勤工俭学，12月中旬到法国。1921年1月，周恩来准备投考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来到英国，因入学考试在秋天，一个多月后又返回法国。他在法国巴黎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后又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继续学习法文，还在雷诺汽车厂做过工。1922年3月周恩来转赴德国在柏林大学学习， 1923年夏再返法国， 1924年7月离开欧洲回国。从1920年11月到1924年7月回国，周恩来在欧洲度过了近四年的岁月。自欧洲回国以后，周恩来因为工作需要数次去苏联，特别是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伤右臂，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疗，1940年3月回到延安。算起来，周恩来在苏联连续居住了大约8个月。
但是，毛泽东说自己学外文“半路出家”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文实际上是很早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写的《毛泽东传》中提到，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教英语和音乐。所以，毛泽东最早是在17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从17岁开始接触英语一直到晚年，毛泽东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周恩来的英语水平是公认的（斯诺1936年采访周恩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的英语口语虽然很慢，但是“相当准确”），他曾对毛泽东的英语水平有过这么一个评价：“毛主席所知道的英语单词比我多得多呢。”周恩来这么说，倒不完全是恭维和客套，我们有例为证。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由副统帅林彪发表讲话。林彪在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当时“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是一个新提法，陈伯达在起草讲话稿时本来写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但是当时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但是，舞文弄墨出身的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听了张春桥的话，毛泽东就说：“以后就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不在场，也不知道，所以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周恩来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这时候，毛泽东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周恩来当下便说：“我懂了。”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九大”时，一批各个语种的翻译事先翻译“九大”文件。在翻译中遇到了如何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的词翻译准、翻译好的问题，因为“思想”这个词在外文里有多种理解和表达方式。有的人还主张翻译成Maoism。有关领导不敢作主，于是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又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经过认真慎重的研究，最后确定了“Mao Zedong Thought”的译法，而不用“Mao Zedong Idea”或者Maoism等译法。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与英语有关的轶事，还有一次。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谈话时，指着在场的王洪文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确立了邓小平的地位，史称“长沙决策”。
毛泽东在文革以后虽然没有再学英语，但是却常常在接见外宾谈话中掺入几个英语单词。1975年4月18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抵达北京，毛泽东当天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个老友见面寒暄，毛泽东居然说了一句英语：“Welcome （欢迎）！”可能是因为L、N不分，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当双方谈完了共同关心的国际大事，金日成起身告辞，毛泽东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后出人意表地问：“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
毛泽东与美国人会面的时候更喜欢“秀”一把英语。1970年12月18日凌晨，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美国记者斯诺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一直到午后1时。吃早饭的时候，毛泽东宴请斯诺，王海容、唐闻生一个作为记录、一个作为翻译作陪。宾主入座，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用英语回应：“Long live Snow (斯诺万岁)！”毛泽东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woman（妇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你都不跟她们碰杯……”。毛泽东向斯诺介绍文化大革命，“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到处打、分两派。”谈到1967年7月和8月的外交部夺权，毛泽东还使用了July（7月）和August（8月）这两个英文词。 谈到“四个伟大”的时候，毛泽东准确地说出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英文表达式：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然后加上一句：“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说到中国盛行个人崇拜，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毛泽东还说：“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话题转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斯诺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回答说：“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 Island（长岛）”。这一段谈话，毛泽东一共使用了20个英文单词，尤其是All-around civil war（全面内战）这个词用的很地道，显示了毛泽东的英文词汇功底。
发表于：2008-03-04 22:06:00
1楼
日本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的儿子冈崎彬回忆，他随父亲1963年访华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与来访的每一个人一一握手后，与站在队伍最后面的冈崎彬握手。周恩来第一句话用中文问：“会不会普通话？” 冈崎彬答：“不会”。周恩来又用法语问：“会不会法语？”“也不会”。周恩来又用英语问：“会说英语吗？” “英语会说一点儿。” 冈崎彬回答后接着反问：“您会日语吗？”周恩来两手一摊，笑着用日语说：“我的日语忘光了。”但是冈崎彬惊奇地发现，周恩来这句“我的日语忘光了”是清清楚楚的日语。
关于周恩来的日语水平，陈明远先生已经考证考证过，我不再重复。在1月8日贴出的周恩来的英语水平考的文章中，我已经考证了周恩来的英语水平，我们今天主要谈谈周恩来的法语水平。在谈法语之前，我们先简单地说一下周恩来的德语和俄语水平。关于周恩来的德语水平，资料很少，我只是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是留欧学生的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谈到“周恩来虽是柏林寓公，但他说德语并没有我们说法语好，他几乎只会交涉极简单的事情，例如吃饭付账之类。”至于周恩来的俄语水平，在周恩来英语水平考那篇文章中有一个旁证，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1954年在莫斯科一次酒会上目睹周恩来用英语祝酒，苏共领导人米高扬以不满的口气对周恩来说：“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
那么周恩来的法语水平如何呢？
说到周恩来的法语水平，就不能不提到周恩来在法国期间的一段恋情。抵达法国后，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后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镇（BLOIS）继续学习法语，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这时候他的身边有一位美女张若名，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而且与他一同来法国留学。张若名天资聪颖，很快掌握了法语，口语非常流畅，又是女生，身份容易隐蔽，所以还担负旅中国欧少共组织与法共保持秘密联络的任务。张若名能够顺畅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法文原著，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主讲。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又把讲稿整理成法语文章，在法国法共刊物上发表。张若名因政治活动，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查询问，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后来张若名因为出身问题，在党内受到审查，张若名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
相比之下，忙于革命活动的周恩来法语水平不如张若名，但是却也达到了应用自如的水平。1922年9月至1923年1月，周恩来在巴黎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合租了一套房子，日常互相之间的交流自然都是法语。法共领导人卡山（Marcel Cachin）当年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卡山的女儿听到父亲这样评价周恩来：“这个年轻人有广泛的兴趣和概括归纳能力”。卡山不会汉语，周恩来之所以的“广泛兴趣”与“归纳概括能力”是用法语表达的。1941年4月美国作家海明威夫妇访华，在重庆见到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海明威夫妇与周恩来之间的交谈没有使用英语，而是由王炳南的德籍妻子担任翻译，通过法语进行。据说海明威选择欧美上流贵族在交际场合使用的语言来表示对周恩来的尊重，更让海明威惊奇的是周恩来竟然不用翻译就能听懂法语。
1957年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作为戴高乐总统特使访华，多次与周恩来会晤，但是在富尔的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到周恩来与他讲法语。以法国人对法语的热爱与敏感，如果周恩来讲了法语的话，富尔应该会记上一笔的。1973年1月9日，意大利摄影记者洛迪（Giorgio Lotti）先生随同意大利外长梅迪奇见到了周恩来。洛迪作为摄影记者，早就产生要为周恩来拍张单人像的强烈愿望。因此，尽管此次接见前意大利使馆向洛迪等记者叮嘱，不允许携带照机但他却向意大利驻华大使撒了个谎，悄悄地带上了照相机。在代表团一行排着队等候周恩来握手时，洛迪排在队伍的中间。当听到周总理向人们打招呼和致谢的声音时，洛迪向排在前面的大使询问，除了中文外，周总理会讲什么语言？大使说：“周恩来的法语讲得很流利。”洛迪马上有了主意，他洛迪从队伍里走了出来，一直走到队尾，这样就成了最后一个接近总理的人了。当临到洛迪与周恩来握手时，他果然用法语向周恩来请求拍照。洛迪那时只是个中年人，却是位“少白头”。周恩来看了看洛迪，诙谐地对他说 “对有白头发人的请求，我是不会拒绝的。”于是就诞生了那幅最著名的《深思中的周恩来》照片。也许就是因为周恩来因为听懂了一个白头发的意大利人说的法语，而产生了好感，故而对其拍照的请求欣然允诺。
事实上，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法语。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晚年常有机会与周恩来见面，而每次见面西哈努克都使用法语。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周恩来的法语水平有这样的评价：“周恩来有一位很出色的法语翻译，其口语相当流畅标准，但她在传达总理的连珠妙语时，偶尔也会出现一两处小错。智慧超人的周恩来出于谦虚，同我交谈时没有使用法语，可是他明察秋毫，总是尽可能礼貌地指出和纠正翻译的失误，让她重作确切的表述。”
关于周恩来的日语水平，陈明远先生已经考证考证过，我不再重复。在1月8日贴出的周恩来的英语水平考的文章中，我已经考证了周恩来的英语水平，我们今天主要谈谈周恩来的法语水平。在谈法语之前，我们先简单地说一下周恩来的德语和俄语水平。关于周恩来的德语水平，资料很少，我只是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是留欧学生的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谈到“周恩来虽是柏林寓公，但他说德语并没有我们说法语好，他几乎只会交涉极简单的事情，例如吃饭付账之类。”至于周恩来的俄语水平，在周恩来英语水平考那篇文章中有一个旁证，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1954年在莫斯科一次酒会上目睹周恩来用英语祝酒，苏共领导人米高扬以不满的口气对周恩来说：“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
那么周恩来的法语水平如何呢？
说到周恩来的法语水平，就不能不提到周恩来在法国期间的一段恋情。抵达法国后，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后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镇（BLOIS）继续学习法语，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这时候他的身边有一位美女张若名，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而且与他一同来法国留学。张若名天资聪颖，很快掌握了法语，口语非常流畅，又是女生，身份容易隐蔽，所以还担负旅中国欧少共组织与法共保持秘密联络的任务。张若名能够顺畅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法文原著，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主讲。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又把讲稿整理成法语文章，在法国法共刊物上发表。张若名因政治活动，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查询问，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后来张若名因为出身问题，在党内受到审查，张若名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
相比之下，忙于革命活动的周恩来法语水平不如张若名，但是却也达到了应用自如的水平。1922年9月至1923年1月，周恩来在巴黎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合租了一套房子，日常互相之间的交流自然都是法语。法共领导人卡山（Marcel Cachin）当年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卡山的女儿听到父亲这样评价周恩来：“这个年轻人有广泛的兴趣和概括归纳能力”。卡山不会汉语，周恩来之所以的“广泛兴趣”与“归纳概括能力”是用法语表达的。1941年4月美国作家海明威夫妇访华，在重庆见到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海明威夫妇与周恩来之间的交谈没有使用英语，而是由王炳南的德籍妻子担任翻译，通过法语进行。据说海明威选择欧美上流贵族在交际场合使用的语言来表示对周恩来的尊重，更让海明威惊奇的是周恩来竟然不用翻译就能听懂法语。
1957年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作为戴高乐总统特使访华，多次与周恩来会晤，但是在富尔的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到周恩来与他讲法语。以法国人对法语的热爱与敏感，如果周恩来讲了法语的话，富尔应该会记上一笔的。1973年1月9日，意大利摄影记者洛迪（Giorgio Lotti）先生随同意大利外长梅迪奇见到了周恩来。洛迪作为摄影记者，早就产生要为周恩来拍张单人像的强烈愿望。因此，尽管此次接见前意大利使馆向洛迪等记者叮嘱，不允许携带照机但他却向意大利驻华大使撒了个谎，悄悄地带上了照相机。在代表团一行排着队等候周恩来握手时，洛迪排在队伍的中间。当听到周总理向人们打招呼和致谢的声音时，洛迪向排在前面的大使询问，除了中文外，周总理会讲什么语言？大使说：“周恩来的法语讲得很流利。”洛迪马上有了主意，他洛迪从队伍里走了出来，一直走到队尾，这样就成了最后一个接近总理的人了。当临到洛迪与周恩来握手时，他果然用法语向周恩来请求拍照。洛迪那时只是个中年人，却是位“少白头”。周恩来看了看洛迪，诙谐地对他说 “对有白头发人的请求，我是不会拒绝的。”于是就诞生了那幅最著名的《深思中的周恩来》照片。也许就是因为周恩来因为听懂了一个白头发的意大利人说的法语，而产生了好感，故而对其拍照的请求欣然允诺。
事实上，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法语。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晚年常有机会与周恩来见面，而每次见面西哈努克都使用法语。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周恩来的法语水平有这样的评价：“周恩来有一位很出色的法语翻译，其口语相当流畅标准，但她在传达总理的连珠妙语时，偶尔也会出现一两处小错。智慧超人的周恩来出于谦虚，同我交谈时没有使用法语，可是他明察秋毫，总是尽可能礼貌地指出和纠正翻译的失误，让她重作确切的表述。”
发表于：2008-03-04 22:10:00
2楼
[b]周总理的英语[/b]
在许多关于老一代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毛泽东刻苦自学英语，甚至还有好几个人都自称当过毛泽东的英语老师。然而，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一篇会议文章谈到周恩来自学英语，当然也没有任何人自称当过周恩来的英语老师。我曾经考证过毛泽东的英语水平（和Chairman Mao学英语），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周恩来的英语水平。
1913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在大泽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此后考取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学制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三门，每年都有，英文课每周都有十小时。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课本；三年级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1917年周恩来自南开学校毕业，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以平均分数八十九点七二的成绩毕业。《毕业同学录》中对评价周恩来：“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虽然评语中没有提到英文水平，但是既然毕业成绩“最优”，可以说周恩来的英文底子是相当扎实的。后来周恩来留日期间1918年4月3日的日记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在日本不阅读日本报纸，却阅读英文报纸，可见其英语水平高于日语（关于周恩来的日语水平，陈明远先生已经考证考证过——关于周恩来的法语水平我另文考证）。1921年底周恩来抵达法国以后，却一度专门跑到英国打算报考英国学校，也证明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周恩来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一直到解放以后，《百年恩来》这部纪录片中就有周恩来在工作之余阅读英文报纸的镜头（图）。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陕北第一次见到了已经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这样记述了他与周恩来的会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周恩来为什么说自己“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呢？周恩来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以后，回国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在这个当年远东最国际化的大城市还是有许多机会说英语的，直到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6年见到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的确五年没有机会说英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拉铁摩尔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前往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周恩来。拉铁摩尔在《中国回忆录》一书中也谈到了周恩来的英语。他这样写道：
……周恩来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只身一人，连个翻译都没带。而由官方派给我的翻译兼秘书薛保桥（音）先生也很得体地离开客厅，留下我们两人单独谈话。我们忆起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的会面。当时，周给我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相当透彻。忽然间我想起周一直在学习英语，并且我还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于是我问：“我们能用英语或法语交谈吗？”“噢，对不起”，他说，“我的英文程度有限，法语也差不多忘光了，还是用中文吧。”我答到：“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我讲的也不怎么好，有些困难的地方请给帮助。”他说那没有问题。于是我们一直用中文交谈……
1936年周恩来与斯诺交谈时还是使用的英语，到了1941年却因为“英文程度”有限，而使用中文与美国人交谈，说明周恩来的英语确实有所退步，但还没有到“差不多忘光了”的地步。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记述了他1954年亲眼目睹的一件轶事。那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联人举办的一个酒会。参加酒会的有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等苏共政治局成员，以及当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外国使节，包括英国和印度。当周恩来致辞时，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语。他这样做是很不寻常的，因为除了那几个国家的外交官，酒会上的苏联权贵完全不懂英语，所以还要翻译把他的英语致辞翻译为俄语。索尔兹伯里亲眼看到，当周恩来用英语向米高扬祝酒时，米高扬以不满的口气对周恩来说：“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周恩来的回答是：“你怎么不说中文呢？”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又给了美国记者近距离观察周恩来的机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中有一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白修德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美国《时代》杂志驻华记者，与周恩来相识。在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尼克松离席祝酒致辞时，白修德试图接近周恩来，却被中美双方的保安人员拦下。当时周恩来看见了白修德，立即示意保安让白修德靠近，在周恩来身边尼克松的座位上坐了几分钟，但是周恩来的英语口语已经很有限，只是一再说白修德是old friend, old friend。
尽管周恩来的英语口语水平不彰，但是听力水平相当高。基辛格博士在《白宫岁月》这本回忆录这样描写周恩来：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的表示他是听的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到就感觉得到……
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表现的淋漓尽致。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苏联威胁的时候说“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章含之翻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过去后，周恩来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黑格走了以后，周恩来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查了之后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时，周恩来就当面指黑格上次用词不当，用这种词中国不能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尽管发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黑格的前站非常成功，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签字后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最后特别赞扬中方的翻译，并且拿出美国人的幽默感对当章含之说她很出色，“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过”。尼克松当然不知道，就是在次酒会上，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致辞时翻译错了一个词，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当时他说的1.7万英文表达就是17个千，当时章含之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那时没有中国人去过美国，也没有一个美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他们也搞不清中国到美国有多远，只有周恩来听出来了。他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吧。”
在许多关于老一代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毛泽东刻苦自学英语，甚至还有好几个人都自称当过毛泽东的英语老师。然而，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一篇会议文章谈到周恩来自学英语，当然也没有任何人自称当过周恩来的英语老师。我曾经考证过毛泽东的英语水平（和Chairman Mao学英语），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周恩来的英语水平。
1913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在大泽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此后考取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学制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三门，每年都有，英文课每周都有十小时。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课本；三年级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1917年周恩来自南开学校毕业，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以平均分数八十九点七二的成绩毕业。《毕业同学录》中对评价周恩来：“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虽然评语中没有提到英文水平，但是既然毕业成绩“最优”，可以说周恩来的英文底子是相当扎实的。后来周恩来留日期间1918年4月3日的日记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在日本不阅读日本报纸，却阅读英文报纸，可见其英语水平高于日语（关于周恩来的日语水平，陈明远先生已经考证考证过——关于周恩来的法语水平我另文考证）。1921年底周恩来抵达法国以后，却一度专门跑到英国打算报考英国学校，也证明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周恩来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一直到解放以后，《百年恩来》这部纪录片中就有周恩来在工作之余阅读英文报纸的镜头（图）。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陕北第一次见到了已经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这样记述了他与周恩来的会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周恩来为什么说自己“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呢？周恩来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以后，回国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在这个当年远东最国际化的大城市还是有许多机会说英语的，直到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6年见到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的确五年没有机会说英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拉铁摩尔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前往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周恩来。拉铁摩尔在《中国回忆录》一书中也谈到了周恩来的英语。他这样写道：
……周恩来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只身一人，连个翻译都没带。而由官方派给我的翻译兼秘书薛保桥（音）先生也很得体地离开客厅，留下我们两人单独谈话。我们忆起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的会面。当时，周给我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相当透彻。忽然间我想起周一直在学习英语，并且我还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于是我问：“我们能用英语或法语交谈吗？”“噢，对不起”，他说，“我的英文程度有限，法语也差不多忘光了，还是用中文吧。”我答到：“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我讲的也不怎么好，有些困难的地方请给帮助。”他说那没有问题。于是我们一直用中文交谈……
1936年周恩来与斯诺交谈时还是使用的英语，到了1941年却因为“英文程度”有限，而使用中文与美国人交谈，说明周恩来的英语确实有所退步，但还没有到“差不多忘光了”的地步。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记述了他1954年亲眼目睹的一件轶事。那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联人举办的一个酒会。参加酒会的有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等苏共政治局成员，以及当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外国使节，包括英国和印度。当周恩来致辞时，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语。他这样做是很不寻常的，因为除了那几个国家的外交官，酒会上的苏联权贵完全不懂英语，所以还要翻译把他的英语致辞翻译为俄语。索尔兹伯里亲眼看到，当周恩来用英语向米高扬祝酒时，米高扬以不满的口气对周恩来说：“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周恩来的回答是：“你怎么不说中文呢？”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又给了美国记者近距离观察周恩来的机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中有一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白修德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美国《时代》杂志驻华记者，与周恩来相识。在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尼克松离席祝酒致辞时，白修德试图接近周恩来，却被中美双方的保安人员拦下。当时周恩来看见了白修德，立即示意保安让白修德靠近，在周恩来身边尼克松的座位上坐了几分钟，但是周恩来的英语口语已经很有限，只是一再说白修德是old friend, old friend。
尽管周恩来的英语口语水平不彰，但是听力水平相当高。基辛格博士在《白宫岁月》这本回忆录这样描写周恩来：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的表示他是听的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到就感觉得到……
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表现的淋漓尽致。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苏联威胁的时候说“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章含之翻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过去后，周恩来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黑格走了以后，周恩来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查了之后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时，周恩来就当面指黑格上次用词不当，用这种词中国不能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尽管发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黑格的前站非常成功，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签字后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最后特别赞扬中方的翻译，并且拿出美国人的幽默感对当章含之说她很出色，“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过”。尼克松当然不知道，就是在次酒会上，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致辞时翻译错了一个词，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当时他说的1.7万英文表达就是17个千，当时章含之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那时没有中国人去过美国，也没有一个美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他们也搞不清中国到美国有多远，只有周恩来听出来了。他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吧。”
发表于：2008-03-04 22:16:00
3楼
[b]周总理的英语[/b]
在许多关于老一代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毛泽东刻苦自学英语，甚至还有好几个人都自称当过毛泽东的英语老师。然而，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一篇会议文章谈到周恩来自学英语，当然也没有任何人自称当过周恩来的英语老师。我曾经考证过毛泽东的英语水平（和Chairman Mao学英语），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周恩来的英语水平。
1913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在大泽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此后考取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学制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三门，每年都有，英文课每周都有十小时。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课本；三年级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1917年周恩来自南开学校毕业，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以平均分数八十九点七二的成绩毕业。《毕业同学录》中对评价周恩来：“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虽然评语中没有提到英文水平，但是既然毕业成绩“最优”，可以说周恩来的英文底子是相当扎实的。后来周恩来留日期间1918年4月3日的日记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在日本不阅读日本报纸，却阅读英文报纸，可见其英语水平高于日语（关于周恩来的日语水平，陈明远先生已经考证考证过——关于周恩来的法语水平我另文考证）。1921年底周恩来抵达法国以后，却一度专门跑到英国打算报考英国学校，也证明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周恩来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一直到解放以后，《百年恩来》这部纪录片中就有周恩来在工作之余阅读英文报纸的镜头（图）。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陕北第一次见到了已经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这样记述了他与周恩来的会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周恩来为什么说自己“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呢？周恩来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以后，回国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在这个当年远东最国际化的大城市还是有许多机会说英语的，直到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6年见到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的确五年没有机会说英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拉铁摩尔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前往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周恩来。拉铁摩尔在《中国回忆录》一书中也谈到了周恩来的英语。他这样写道：
……周恩来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只身一人，连个翻译都没带。而由官方派给我的翻译兼秘书薛保桥（音）先生也很得体地离开客厅，留下我们两人单独谈话。我们忆起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的会面。当时，周给我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相当透彻。忽然间我想起周一直在学习英语，并且我还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于是我问：“我们能用英语或法语交谈吗？”“噢，对不起”，他说，“我的英文程度有限，法语也差不多忘光了，还是用中文吧。”我答到：“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我讲的也不怎么好，有些困难的地方请给帮助。”他说那没有问题。于是我们一直用中文交谈……
1936年周恩来与斯诺交谈时还是使用的英语，到了1941年却因为“英文程度”有限，而使用中文与美国人交谈，说明周恩来的英语确实有所退步，但还没有到“差不多忘光了”的地步。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记述了他1954年亲眼目睹的一件轶事。那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联人举办的一个酒会。参加酒会的有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等苏共政治局成员，以及当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外国使节，包括英国和印度。当周恩来致辞时，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语。他这样做是很不寻常的，因为除了那几个国家的外交官，酒会上的苏联权贵完全不懂英语，所以还要翻译把他的英语致辞翻译为俄语。索尔兹伯里亲眼看到，当周恩来用英语向米高扬祝酒时，米高扬以不满的口气对周恩来说：“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周恩来的回答是：“你怎么不说中文呢？”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又给了美国记者近距离观察周恩来的机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中有一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白修德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美国《时代》杂志驻华记者，与周恩来相识。在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尼克松离席祝酒致辞时，白修德试图接近周恩来，却被中美双方的保安人员拦下。当时周恩来看见了白修德，立即示意保安让白修德靠近，在周恩来身边尼克松的座位上坐了几分钟，但是周恩来的英语口语已经很有限，只是一再说白修德是old friend, old friend。
尽管周恩来的英语口语水平不彰，但是听力水平相当高。基辛格博士在《白宫岁月》这本回忆录这样描写周恩来：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的表示他是听的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到就感觉得到……
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表现的淋漓尽致。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苏联威胁的时候说“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章含之翻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过去后，周恩来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黑格走了以后，周恩来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查了之后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时，周恩来就当面指黑格上次用词不当，用这种词中国不能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尽管发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黑格的前站非常成功，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签字后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最后特别赞扬中方的翻译，并且拿出美国人的幽默感对当章含之说她很出色，“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过”。尼克松当然不知道，就是在次酒会上，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致辞时翻译错了一个词，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当时他说的1.7万英文表达就是17个千，当时章含之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那时没有中国人去过美国，也没有一个美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他们也搞不清中国到美国有多远，只有周恩来听出来了。他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吧。”
在许多关于老一代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毛泽东刻苦自学英语，甚至还有好几个人都自称当过毛泽东的英语老师。然而，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一篇会议文章谈到周恩来自学英语，当然也没有任何人自称当过周恩来的英语老师。我曾经考证过毛泽东的英语水平（和Chairman Mao学英语），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周恩来的英语水平。
1913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在大泽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此后考取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学制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三门，每年都有，英文课每周都有十小时。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课本；三年级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1917年周恩来自南开学校毕业，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以平均分数八十九点七二的成绩毕业。《毕业同学录》中对评价周恩来：“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虽然评语中没有提到英文水平，但是既然毕业成绩“最优”，可以说周恩来的英文底子是相当扎实的。后来周恩来留日期间1918年4月3日的日记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在日本不阅读日本报纸，却阅读英文报纸，可见其英语水平高于日语（关于周恩来的日语水平，陈明远先生已经考证考证过——关于周恩来的法语水平我另文考证）。1921年底周恩来抵达法国以后，却一度专门跑到英国打算报考英国学校，也证明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周恩来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一直到解放以后，《百年恩来》这部纪录片中就有周恩来在工作之余阅读英文报纸的镜头（图）。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陕北第一次见到了已经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这样记述了他与周恩来的会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周恩来为什么说自己“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呢？周恩来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以后，回国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在这个当年远东最国际化的大城市还是有许多机会说英语的，直到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6年见到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的确五年没有机会说英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拉铁摩尔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前往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周恩来。拉铁摩尔在《中国回忆录》一书中也谈到了周恩来的英语。他这样写道：
……周恩来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只身一人，连个翻译都没带。而由官方派给我的翻译兼秘书薛保桥（音）先生也很得体地离开客厅，留下我们两人单独谈话。我们忆起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的会面。当时，周给我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相当透彻。忽然间我想起周一直在学习英语，并且我还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于是我问：“我们能用英语或法语交谈吗？”“噢，对不起”，他说，“我的英文程度有限，法语也差不多忘光了，还是用中文吧。”我答到：“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我讲的也不怎么好，有些困难的地方请给帮助。”他说那没有问题。于是我们一直用中文交谈……
1936年周恩来与斯诺交谈时还是使用的英语，到了1941年却因为“英文程度”有限，而使用中文与美国人交谈，说明周恩来的英语确实有所退步，但还没有到“差不多忘光了”的地步。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记述了他1954年亲眼目睹的一件轶事。那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联人举办的一个酒会。参加酒会的有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等苏共政治局成员，以及当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外国使节，包括英国和印度。当周恩来致辞时，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语。他这样做是很不寻常的，因为除了那几个国家的外交官，酒会上的苏联权贵完全不懂英语，所以还要翻译把他的英语致辞翻译为俄语。索尔兹伯里亲眼看到，当周恩来用英语向米高扬祝酒时，米高扬以不满的口气对周恩来说：“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周恩来的回答是：“你怎么不说中文呢？”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又给了美国记者近距离观察周恩来的机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中有一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白修德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美国《时代》杂志驻华记者，与周恩来相识。在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尼克松离席祝酒致辞时，白修德试图接近周恩来，却被中美双方的保安人员拦下。当时周恩来看见了白修德，立即示意保安让白修德靠近，在周恩来身边尼克松的座位上坐了几分钟，但是周恩来的英语口语已经很有限，只是一再说白修德是old friend, old friend。
尽管周恩来的英语口语水平不彰，但是听力水平相当高。基辛格博士在《白宫岁月》这本回忆录这样描写周恩来：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的表示他是听的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到就感觉得到……
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表现的淋漓尽致。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苏联威胁的时候说“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章含之翻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过去后，周恩来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黑格走了以后，周恩来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查了之后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时，周恩来就当面指黑格上次用词不当，用这种词中国不能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尽管发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黑格的前站非常成功，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签字后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最后特别赞扬中方的翻译，并且拿出美国人的幽默感对当章含之说她很出色，“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过”。尼克松当然不知道，就是在次酒会上，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致辞时翻译错了一个词，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当时他说的1.7万英文表达就是17个千，当时章含之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那时没有中国人去过美国，也没有一个美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他们也搞不清中国到美国有多远，只有周恩来听出来了。他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吧。”
发表于：2008-03-04 22:23:00
4楼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是在晚年开始学英语，其中一个原因是毛泽东自己曾经这样说过。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长达五个半小时。根据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孙子兵法》，然后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英文是Art of War，译音应该是“阿特奥夫沃尔”，而不会是“阿特米尔”，不是韩爱晶纪录有误，就是毛泽东发音不准。
发表于：2008-03-04 22:26:00
5楼
但是，毛泽东说自己学外文“半路出家”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文实际上是很早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写的《毛泽东传》中提到，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教英语和音乐。所以，毛泽东最早是在17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从17岁开始接触英语一直到晚年，毛泽东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周恩来的英语水平是公认的（斯诺1936年采访周恩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的英语口语虽然很慢，但是“相当准确”），他曾对毛泽东的英语水平有过这么一个评价：“毛主席所知道的英语单词比我多得多呢。”周恩来这么说，倒不完全是恭维和客套，我们有例为证。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由副统帅林彪发表讲话。林彪在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当时“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是一个新提法，陈伯达在起草讲话稿时本来写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但是当时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但是，舞文弄墨出身的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听了张春桥的话，毛泽东就说：“以后就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不在场，也不知道，所以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周恩来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这时候，毛泽东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周恩来当下便说：“我懂了。”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九大”时，一批各个语种的翻译事先翻译“九大”文件。在翻译中遇到了如何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的词翻译准、翻译好的问题，因为“思想”这个词在外文里有多种理解和表达方式。有的人还主张翻译成Maoism。有关领导不敢作主，于是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又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经过认真慎重的研究，最后确定了“Mao Zedong Thought”的译法，而不用“Mao Zedong Idea”或者Maoism等译法。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与英语有关的轶事，还有一次。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谈话时，指着在场的王洪文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确立了邓小平的地位，史称“长沙决策”。
发表于：2008-03-04 22:30:00
6楼
毛泽东在文革以后虽然没有再学英语，但是却常常在接见外宾谈话中掺入几个英语单词。1975年4月18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抵达北京，毛泽东当天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个老友见面寒暄，毛泽东居然说了一句英语：“Welcome （欢迎）！”可能是因为L、N不分，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当双方谈完了共同关心的国际大事，金日成起身告辞，毛泽东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后出人意表地问：“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
毛泽东与美国人会面的时候更喜欢“秀”一把英语。1970年12月18日凌晨，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美国记者斯诺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一直到午后1时。吃早饭的时候，毛泽东宴请斯诺，王海容、唐闻生一个作为记录、一个作为翻译作陪。宾主入座，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用英语回应：“Long live Snow (斯诺万岁)！”毛泽东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woman（妇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你都不跟她们碰杯……”。毛泽东向斯诺介绍文化大革命，“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到处打、分两派。”谈到1967年7月和8月的外交部夺权，毛泽东还使用了July（7月）和August（8月）这两个英文词。 谈到“四个伟大”的时候，毛泽东准确地说出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英文表达式：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然后加上一句：“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说到中国盛行个人崇拜，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毛泽东还说：“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话题转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斯诺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回答说：“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 Island（长岛）”。这一段谈话，毛泽东一共使用了20个英文单词，尤其是All-around civil war（全面内战）这个词用的很地道，显示了毛泽东的英文词汇功底。
发表于：2008-03-04 22:34:00
7楼
果然，仅仅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半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了中美建交和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基辛格先后五次见到毛泽东，其中两次是先后陪同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觐见，还有三次是基辛格单独与毛泽东晤面。美国政府最近解MI了这几次会见的谈话记录，人们得以了解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的往事，也使我们对毛泽东的对于学习英文的心态略见端倪。1973年2月17日晚上11点半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王海容作为记录在座，翻译除了唐闻生以外，还有一位沈若云。毛泽东显然对这位翻译不大熟悉，谈话间他当着客人的面问周恩来：“这个中国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她是谁？”周恩来回答以后，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像现在这么好了。”睿智的周恩来不失时机地进言：“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毛泽东当即首肯：“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年龄不要太大。”（顺便说一句，就在毛泽东这次谈话后不久，1974年暮春，外交部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派遣５名中、小学生去美国学习英语。这就是新中国政府公派的第一批赴美求学的小留学生。在这５名少年留学生中，后来有两位颇具知名度：一个叫洪晃，是章含之的女儿，另一个叫章启月，是中国驻联合国政务参赞章曙的女儿）。在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中，毛泽东还对中国人学外语发表了惊人之语：“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基辛格不知如何应对，只好问道：“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不料，毛泽东却予以否认：“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恭维的机会：“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paper 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1975年10月21日晚，毛泽东再度与基辛格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并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马上恭维毛泽东“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马上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应该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英文手迹，而且目前存在美国人手中。
发表于：2008-03-04 22:34:00
8楼
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呢？
第一个原因：有兴趣。毛泽东说过： “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和汉语比较。” 据章含之回忆，毛泽东曾对英语的组词规律发表评论：“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
第二个原因：换脑筋。1959年1月，毛泽东接见巴西外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 ”所以，毛泽东的英文老师林克认为，学英语对毛泽东而言也是一种特殊的休息，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林克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都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林克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休息。
第三个原因：马克思。毛泽东学英文常常那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一方面学了英文，另一方面也读了马列。据林克回忆，毛泽东对他说过，“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这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幽默，否则毛泽东见了马克思说什么语言、谈什么话题呢？
Last but not least，挑战性。记得我在七十年代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买了一本英汉小词典，词典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当时我很不理解，觉得逻辑不通，难道“不好学”就一定要学吗？但是，对于毛泽东而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学习语言的理由，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挑战。1975年12月31日子夜，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这两位美国年轻人注意到，他们面前的82岁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反映了毛泽东的英文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
第一个原因：有兴趣。毛泽东说过： “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和汉语比较。” 据章含之回忆，毛泽东曾对英语的组词规律发表评论：“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
第二个原因：换脑筋。1959年1月，毛泽东接见巴西外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 ”所以，毛泽东的英文老师林克认为，学英语对毛泽东而言也是一种特殊的休息，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林克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都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林克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休息。
第三个原因：马克思。毛泽东学英文常常那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一方面学了英文，另一方面也读了马列。据林克回忆，毛泽东对他说过，“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这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幽默，否则毛泽东见了马克思说什么语言、谈什么话题呢？
Last but not least，挑战性。记得我在七十年代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买了一本英汉小词典，词典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当时我很不理解，觉得逻辑不通，难道“不好学”就一定要学吗？但是，对于毛泽东而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学习语言的理由，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挑战。1975年12月31日子夜，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这两位美国年轻人注意到，他们面前的82岁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反映了毛泽东的英文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
发表于：2008-03-05 17:23:00
12楼
李敖在上网 发表于：2007-11-21 18:00:59
有的文章叫她李一纯，有的叫李纯一，究竟叫什么，我也没闹懂。但是她主宰支配了好几个名人的婚姻。
复杂的关系，真是#@#@制度。
李立三 林杏仙
蔡和森 向警予
杨开智 李一纯
李立三 李一纯
杨开智 李崇德 (李一纯觉得愧对杨开智,将其妹李崇德许与杨开智)
彭述之 向警予
蔡和森 李一纯
李立三 李崇善 (李一纯觉得愧对李立三,将其妹李崇善许与李立三)
黄希索 李崇善 (李立三赴苏后与李崇善离异）
李立三 李 莎 (李立三之苏联太太）
我汗～～李崇善有没有脑子啊？
怎么尽给姐姐李一纯"擦屁股"处理善后啊？
她姐姐叫她嫁给谁她就嫁给谁？真是晕死！
这叫什么姐姐？！
真是太乱了,李一纯看来是一个水情杨花的女人,还尽让妹妹给垫背.
男女关系很复杂嘛，毛泽东的嫂子看上了李立三，没过三年又和毛的好友蔡和森好上了。
哀叹乱伦 。
我的上帝，这个女人应该取代蔡畅当妇联主席。
向警予在莫斯科爱了一个蒙古人,一九二七年她孤身回国工作,在武汉曾同蔡和森扭打,并骂李一纯对不起她. (见郑超麟回忆录）
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法国。在35天的航程中，蔡向两人经常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学习和政治问题。在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他们都强烈地反对旧式婚姻，主张大胆追求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完美结合。当邮轮停靠在终点站法国马塞港时，他们俩都惊喜地发现自己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于是，“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启航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此之前，蔡向两人都曾立下终生不婚的誓言。1918年，“湘江三友”一起来到岳麓山爱晚亭谈古论今。当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提议为寻求救国真理，甘愿终生不娶。对此倡议，蔡和森、萧子升深以为然。岂料时间才过去一年，蔡和森便率先食言。向警予在担任周南女校校长期间，一些工作得到了当地一位名叫周则范的军官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周则范竟然要求漂亮文雅的向警予做他的二房夫人。向警予的父亲虽是位富商，但慑于周的权势，只得同意。可是，早已接受妇女解放新思想的向警予则坚决反对。她只身冲进周家，发誓“终生不嫁，以身许国”。为避免周的再次纠缠，向警予干脆离开溆浦老家，前往长沙，住在同学蔡畅的家里。
到达法国蒙达尼城后，异国他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更加需要中国留学生的相互关照。在这些关照中，蔡向之间的感情和理想的同盟得到了升华。1920年5月，他们在蒙达尼结婚。婚礼热烈而简朴，几十名中国留学生为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新人送上了温馨的祝福。蔡向分别朗诵了两人在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歌，婚礼达到了高潮。不久，他们将这些诗作结集出版，题目为《向上同盟》，分别赠送给亲朋好友。萧子升在看完诗集后幽默地对他们说：“你们两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祝福你们，并献给你们四个字——‘向下同盟’。这是你们书的名称，我只不过改换了一个字而已。”远在东半球的毛泽东收到诗集后，“为之一喜”，表示“我们正好奉蔡做首领”。1920年冬，同样是一对佳偶的毛泽东和杨开慧也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1921年底，蔡和森等人因为领导留法学生争回里昂大学的入学权的斗争而得罪法国当局，被强行遣送回国。稍后，向警予也回到了中国。仅仅几年的时间，他们夫妇俩就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核心成员，陈独秀的左膀右臂。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员，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夫妇俩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共同投身于革命事业，这在党的早期奋斗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25年初，因为一位名叫彭述之的留苏学生的介入，“向蔡同盟”遇到了挑战。
彭述之在苏联学习期间比较活跃，写过一些文章。他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受到陈独秀的赏识，共产国际也竭力推荐他。他以党的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这使得彭述之和向警予有更多地接触机会。
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式的革命者，他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都显得轻松而又有节奏。他潇洒的举止，幽默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向警予，给她带来了许多乐趣。而这些正是蔡和森不注意或者本身缺乏的。无庸置疑，蔡和森也曾是一位风流才子，否则，就没有“向蔡同盟”的佳话。但是，一方面，蔡和森的性格和工作作风与彭述之截然不同。他是那种把生命完全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忠诚的革命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得到公认的特别艰苦勤奋的领导人。工作废寝忘食，生活不拘小节，甚至不讲卫生，加之自幼患有哮喘病，等等，严重地影响了他人的工作和生活。与蔡和森一起工作好几年的张国焘曾说“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同志间尚有此种不愉快，更何况夫妻间朝夕相处。另一方面，蔡和森忽略了自己的角色转换和角色分工。婚前的“向蔡同盟”就感情方面而言，理想浪漫的成分居多，但婚后则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蔡和森，他当之无愧。但作为人父人夫的蔡和森，则并未完全尽到责任。蔡妮、蔡博出生不久就被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这样，蔡向间就缺乏通过孩子而带来的交流和欢乐。还有，他们夫妇都忘我地工作，谁都不愿意为家庭多作点牺牲。向警予不善理家务，蔡和森无固定收入，以致于家庭有时发生断炊之事。为解决他家的生活困难，李大钊曾多次给胡适写信，说“和森很穷，专待此（蔡的《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的稿酬）以为糊口”。所以，蔡向的婚姻虽然是崇高的，但总让人感到缺少点什么。
向警予原本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崇尚妇女解放和个性自由。但婚后的她还是受到旧式礼教的一些束缚，处处压抑自己，不苟言笑，也反对工作和生活中其他人的谈情说笑，少妇老成。同事们送她“老祖母”的绰号。处于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型时期的向警予，她本身就是趋新和守旧、开放和封闭的矛盾统一体。婚后她对蔡和森的爱没变，但对他拖沓和不注意卫生的生活习惯比较反感。另外，“向蔡同盟”的经典故事也使她感到很大的压力，她必须尽量地显得庄重。
1925年6月，蔡和森因为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等工作，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彭述之除了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之外，还自告奋勇地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这样，两人接触的机会便更多了。特别是蔡和森离开上海后，彭述之在生活上对向警予更是关照有加。这使向警予十分感动。对她而言，彭的出现仿佛打开了她的另一扇情感的窗口，令其耳目一新。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9月，病情缓解的蔡和森与陈独秀一同返回上海。当晚，有愧于丈夫的向警予向蔡和森坦言一切。刹那间，蔡和森如遭电击，木然无语。向彭的恋爱风波不仅大大地伤害了蔡和森的感情，败坏了向警予的形象，而且影响到中央领导的威信和团结。为了修复有了裂痕的“向蔡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其不良影响，中央决定向蔡两人同时赴莫斯科，向警予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破镜有时很难重圆。几个月过去，尽管向蔡两人都曾努力忘记过去，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无奈地发现，他们的感情同盟已是昨日黄花。在莫斯科，他们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然而，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的理想、事业和友谊的同盟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点。1928年3月，向警予在武汉被敌人拘捕后，蔡和森心急如焚，曾给在国民党中做官的萧子升拍电报，望其营救。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撰文表示深切的悼念。
“六大”会议结束后，蔡和森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时的蔡和森可谓身心交瘁，他迫切感到需要有一个人来关心他，照料他。当时，与蔡和森夫妇一同赴莫斯科的还有李立三夫妇等人。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出于同情和关心，对病中的蔡和森给与了许多照顾，慢慢地两人竟然产生了不能自拔的爱情。1926年底，他们正式结婚。如果说“向蔡同盟”有着浓郁的罗曼蒂克色彩的话，那么，李蔡联姻则更多的是生命之恋，是患难之情，是以破坏另一个家庭为代价的婚外恋的结果。
李一纯，原名李崇英，是一名受新思想影响的湖南青年，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她本是杨开智的妻子，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嫂子。1923年1月，杨开智找到当时正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说他在北京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因此，拜托李立三照顾他的妻子李一纯南归湖南长沙。出乎意料的是，两李在南归的途中产生了爱慕之情。结果，李一纯没有回到长沙，而是跟随李立三到安源另组了家庭。
1927年3月，李一纯跟随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夫唱妻随，共同投入到革命事业的艰苦奋斗之中。4月，蔡和森、向警予在武汉出席党的五大会议。蔡和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一纯作为工作人员，负责会议记录。
1931年春，蔡和森被中央派往香港恢复广东省委。为节省党的活动开支，他和李一纯只在一家罐头公司的楼上租了一间小房子，没有另租办公室，很不安全。其实，早在他从上海准备赴港时，刚从香港回来的他的外甥女刘昂就曾劝他，不要去香港，那里的白色恐怖和内地一样严重。蔡和森一到香港，就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更为危险的是，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熟识蔡和森的大叛徒顾顺章也到了香港。
然而，蔡和森向来不考虑个人安危。在他身上有一股敢拼敢闯的湖南人精神。6月10日，他不顾广东省委的劝告，硬是参加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海员工会会议。临行前，他亲了一下三岁多的女儿蔡转，然后对李一纯说：“这个会我不去不放心，下午1点钟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他刚进入会场，即遭顾顺章指认而被捕。不久，蔡和森被香港当局引渡给广东国民党军阀，英勇就义。
蔡和森牺牲后，李一纯得到党组织的妥善安排，先后在延安鲁迅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和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等单位工作。1984年在北京逝世。
可以告慰烈士英灵的是，蔡和森两次婚姻所生下的儿女们，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关怀下，对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蔡博是蔡和森与向警予所生的儿子。1939年赴莫斯科学习，曾获得斯大林奖学金。1949年8月，随刘少奇回国，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蔡转是蔡和森与李一纯所生的女儿。1938年赴莫斯科学习。1953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北京、武汉工作，是一名成绩显著、备受尊敬的医疗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
有的文章叫她李一纯，有的叫李纯一，究竟叫什么，我也没闹懂。但是她主宰支配了好几个名人的婚姻。
复杂的关系，真是#@#@制度。
李立三 林杏仙
蔡和森 向警予
杨开智 李一纯
李立三 李一纯
杨开智 李崇德 (李一纯觉得愧对杨开智,将其妹李崇德许与杨开智)
彭述之 向警予
蔡和森 李一纯
李立三 李崇善 (李一纯觉得愧对李立三,将其妹李崇善许与李立三)
黄希索 李崇善 (李立三赴苏后与李崇善离异）
李立三 李 莎 (李立三之苏联太太）
我汗～～李崇善有没有脑子啊？
怎么尽给姐姐李一纯"擦屁股"处理善后啊？
她姐姐叫她嫁给谁她就嫁给谁？真是晕死！
这叫什么姐姐？！
真是太乱了,李一纯看来是一个水情杨花的女人,还尽让妹妹给垫背.
男女关系很复杂嘛，毛泽东的嫂子看上了李立三，没过三年又和毛的好友蔡和森好上了。
哀叹乱伦 。
我的上帝，这个女人应该取代蔡畅当妇联主席。
向警予在莫斯科爱了一个蒙古人,一九二七年她孤身回国工作,在武汉曾同蔡和森扭打,并骂李一纯对不起她. (见郑超麟回忆录）
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法国。在35天的航程中，蔡向两人经常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学习和政治问题。在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他们都强烈地反对旧式婚姻，主张大胆追求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完美结合。当邮轮停靠在终点站法国马塞港时，他们俩都惊喜地发现自己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于是，“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启航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此之前，蔡向两人都曾立下终生不婚的誓言。1918年，“湘江三友”一起来到岳麓山爱晚亭谈古论今。当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提议为寻求救国真理，甘愿终生不娶。对此倡议，蔡和森、萧子升深以为然。岂料时间才过去一年，蔡和森便率先食言。向警予在担任周南女校校长期间，一些工作得到了当地一位名叫周则范的军官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周则范竟然要求漂亮文雅的向警予做他的二房夫人。向警予的父亲虽是位富商，但慑于周的权势，只得同意。可是，早已接受妇女解放新思想的向警予则坚决反对。她只身冲进周家，发誓“终生不嫁，以身许国”。为避免周的再次纠缠，向警予干脆离开溆浦老家，前往长沙，住在同学蔡畅的家里。
到达法国蒙达尼城后，异国他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更加需要中国留学生的相互关照。在这些关照中，蔡向之间的感情和理想的同盟得到了升华。1920年5月，他们在蒙达尼结婚。婚礼热烈而简朴，几十名中国留学生为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新人送上了温馨的祝福。蔡向分别朗诵了两人在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歌，婚礼达到了高潮。不久，他们将这些诗作结集出版，题目为《向上同盟》，分别赠送给亲朋好友。萧子升在看完诗集后幽默地对他们说：“你们两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祝福你们，并献给你们四个字——‘向下同盟’。这是你们书的名称，我只不过改换了一个字而已。”远在东半球的毛泽东收到诗集后，“为之一喜”，表示“我们正好奉蔡做首领”。1920年冬，同样是一对佳偶的毛泽东和杨开慧也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1921年底，蔡和森等人因为领导留法学生争回里昂大学的入学权的斗争而得罪法国当局，被强行遣送回国。稍后，向警予也回到了中国。仅仅几年的时间，他们夫妇俩就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核心成员，陈独秀的左膀右臂。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员，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夫妇俩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共同投身于革命事业，这在党的早期奋斗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25年初，因为一位名叫彭述之的留苏学生的介入，“向蔡同盟”遇到了挑战。
彭述之在苏联学习期间比较活跃，写过一些文章。他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受到陈独秀的赏识，共产国际也竭力推荐他。他以党的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这使得彭述之和向警予有更多地接触机会。
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式的革命者，他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都显得轻松而又有节奏。他潇洒的举止，幽默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向警予，给她带来了许多乐趣。而这些正是蔡和森不注意或者本身缺乏的。无庸置疑，蔡和森也曾是一位风流才子，否则，就没有“向蔡同盟”的佳话。但是，一方面，蔡和森的性格和工作作风与彭述之截然不同。他是那种把生命完全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忠诚的革命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得到公认的特别艰苦勤奋的领导人。工作废寝忘食，生活不拘小节，甚至不讲卫生，加之自幼患有哮喘病，等等，严重地影响了他人的工作和生活。与蔡和森一起工作好几年的张国焘曾说“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同志间尚有此种不愉快，更何况夫妻间朝夕相处。另一方面，蔡和森忽略了自己的角色转换和角色分工。婚前的“向蔡同盟”就感情方面而言，理想浪漫的成分居多，但婚后则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蔡和森，他当之无愧。但作为人父人夫的蔡和森，则并未完全尽到责任。蔡妮、蔡博出生不久就被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这样，蔡向间就缺乏通过孩子而带来的交流和欢乐。还有，他们夫妇都忘我地工作，谁都不愿意为家庭多作点牺牲。向警予不善理家务，蔡和森无固定收入，以致于家庭有时发生断炊之事。为解决他家的生活困难，李大钊曾多次给胡适写信，说“和森很穷，专待此（蔡的《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的稿酬）以为糊口”。所以，蔡向的婚姻虽然是崇高的，但总让人感到缺少点什么。
向警予原本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崇尚妇女解放和个性自由。但婚后的她还是受到旧式礼教的一些束缚，处处压抑自己，不苟言笑，也反对工作和生活中其他人的谈情说笑，少妇老成。同事们送她“老祖母”的绰号。处于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型时期的向警予，她本身就是趋新和守旧、开放和封闭的矛盾统一体。婚后她对蔡和森的爱没变，但对他拖沓和不注意卫生的生活习惯比较反感。另外，“向蔡同盟”的经典故事也使她感到很大的压力，她必须尽量地显得庄重。
1925年6月，蔡和森因为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等工作，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彭述之除了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之外，还自告奋勇地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这样，两人接触的机会便更多了。特别是蔡和森离开上海后，彭述之在生活上对向警予更是关照有加。这使向警予十分感动。对她而言，彭的出现仿佛打开了她的另一扇情感的窗口，令其耳目一新。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9月，病情缓解的蔡和森与陈独秀一同返回上海。当晚，有愧于丈夫的向警予向蔡和森坦言一切。刹那间，蔡和森如遭电击，木然无语。向彭的恋爱风波不仅大大地伤害了蔡和森的感情，败坏了向警予的形象，而且影响到中央领导的威信和团结。为了修复有了裂痕的“向蔡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其不良影响，中央决定向蔡两人同时赴莫斯科，向警予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破镜有时很难重圆。几个月过去，尽管向蔡两人都曾努力忘记过去，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无奈地发现，他们的感情同盟已是昨日黄花。在莫斯科，他们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然而，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的理想、事业和友谊的同盟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点。1928年3月，向警予在武汉被敌人拘捕后，蔡和森心急如焚，曾给在国民党中做官的萧子升拍电报，望其营救。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撰文表示深切的悼念。
“六大”会议结束后，蔡和森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时的蔡和森可谓身心交瘁，他迫切感到需要有一个人来关心他，照料他。当时，与蔡和森夫妇一同赴莫斯科的还有李立三夫妇等人。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出于同情和关心，对病中的蔡和森给与了许多照顾，慢慢地两人竟然产生了不能自拔的爱情。1926年底，他们正式结婚。如果说“向蔡同盟”有着浓郁的罗曼蒂克色彩的话，那么，李蔡联姻则更多的是生命之恋，是患难之情，是以破坏另一个家庭为代价的婚外恋的结果。
李一纯，原名李崇英，是一名受新思想影响的湖南青年，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她本是杨开智的妻子，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嫂子。1923年1月，杨开智找到当时正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说他在北京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因此，拜托李立三照顾他的妻子李一纯南归湖南长沙。出乎意料的是，两李在南归的途中产生了爱慕之情。结果，李一纯没有回到长沙，而是跟随李立三到安源另组了家庭。
1927年3月，李一纯跟随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夫唱妻随，共同投入到革命事业的艰苦奋斗之中。4月，蔡和森、向警予在武汉出席党的五大会议。蔡和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一纯作为工作人员，负责会议记录。
1931年春，蔡和森被中央派往香港恢复广东省委。为节省党的活动开支，他和李一纯只在一家罐头公司的楼上租了一间小房子，没有另租办公室，很不安全。其实，早在他从上海准备赴港时，刚从香港回来的他的外甥女刘昂就曾劝他，不要去香港，那里的白色恐怖和内地一样严重。蔡和森一到香港，就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更为危险的是，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熟识蔡和森的大叛徒顾顺章也到了香港。
然而，蔡和森向来不考虑个人安危。在他身上有一股敢拼敢闯的湖南人精神。6月10日，他不顾广东省委的劝告，硬是参加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海员工会会议。临行前，他亲了一下三岁多的女儿蔡转，然后对李一纯说：“这个会我不去不放心，下午1点钟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他刚进入会场，即遭顾顺章指认而被捕。不久，蔡和森被香港当局引渡给广东国民党军阀，英勇就义。
蔡和森牺牲后，李一纯得到党组织的妥善安排，先后在延安鲁迅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和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等单位工作。1984年在北京逝世。
可以告慰烈士英灵的是，蔡和森两次婚姻所生下的儿女们，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关怀下，对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蔡博是蔡和森与向警予所生的儿子。1939年赴莫斯科学习，曾获得斯大林奖学金。1949年8月，随刘少奇回国，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蔡转是蔡和森与李一纯所生的女儿。1938年赴莫斯科学习。1953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北京、武汉工作，是一名成绩显著、备受尊敬的医疗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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