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是凝聚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无论国企或民企都会进行数字化转型。
自国家2015年以来,伴随国家“制造2025”大战略,工业信息化领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大的“造神(造字)”阶段。智能制造、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工业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工业4.0、5G+工业、数字孪生系统、工业元宇宙……,应接不暇的新名字,就像街头小诊所散发的小广告似的,每个上边写的都是“药到病除”。还真见过有些企业被“聋子治成哑子”的。
我个人认为工业的发展阶段,必然要经历“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四个进程,从企业市场内生动力而言,四个进程是不可逾越的。工业终究不像互联网一般,可以迅速推倒重来,反复迭代。海量的用户群体和大量的版本更替,成就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而在工业领域这两个条件都是不具备的,谁家都不可能今天买一台机床或MES系统,效果不好,直接再来一套。所以只能时间换空间,缓慢发展,而不是揠苗助长。而数字化转型本身也是一个分阶段完成的企业长期的系统工程。数字化转型可分为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和数字化转型三个阶段。三阶段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企业对数据的利用以及价值呈现。
当然国企是具备自身特殊性的,可以举众之力做一件事,自然可以逾越工业的正常发展阶段,而直接到数字化阶段。
“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是建立在数字化转换(Digitization)、数字化升级(Digitalization)基础上, 进一步触及公司核心业务,以新建一种商业模式为目标的高层次转型。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是开发数字化技术及支持能力以新建一个富有活力的数字化商业模式”是百度百科对数字化转型的定义。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有较大的差异,其最重要实现的是一种持续创新持续增长的商业模式,重点在于转型,而非各类新技术的应用。
首先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核心可归结为“技术、人员和组织管理”,最终形成一种创新的可持续增长的商业模式。
2020年5月13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提出共同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龙头引领—机构支撑—多元服务”的联合推进机制,以带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为重点,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提升转型服务供给能力,加快打造数字化企业,构建数字化产业链,培育数字化生态,形成“数字引领、抗击疫情、携手创新、普惠共赢”的数字化生态共同体,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央国企作为亲儿子,自然要首当其冲,在数字化转型中担任先遣队和主力军的责任。
以前拜读过一些知名专家的作品,也是专门讲国企数字化转型。读完之后,大失所望。就是对一些厂商解决方案的罗列,没有任何意义。但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国企数字化转型的市场足够大,国企数字化转型足够特殊。
其实,很多人搞数字化转型,没有意识到一个点。就是数字化转型对领导“权利”的挑战。
我们以前玩过一个“传话”游戏。一排6个人,第一个人向第二个人说一句较长的话,以此传下去,到最后一个人就完全变味了,如果游戏中上一级有意曲解,那就更是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把这句话写在纸上,以此传下去,就不会有任何变化。而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依次的6个人就像是一个企业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结构。实际上,管理信息的传递要比游戏中规则更加复杂更加无序。这就诞生了大量的可操作空间。以前去一家企业调研,计划给他们推一套排料系统,可以节省原材料。后边才知道是断了某些人的财路,便作罢。
领导的权利,在国企和民企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便导致二者在数字化转型道路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民企最为重要的是合法地实现利润增长,也就是说企业的经营利润赋予领导权利,其目的就是“降本增效、开源节流”。这种情况下,一些智能装备、信息化技术,在关键示范区域的应用,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而国有企业本身上国家意志的承载和体现,领导的权利也是由国家赋予的。在数字化转型中,就不得不去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做先头兵,尝试一些创新技术,同时做整体化部署,满足国家未来对国企管理的要求。实际上当认真研读以来的文件,就会发现国家对国企的管理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正如前文所说,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核心可归结为“技术、人员和组织管理”。真正做数字化转型,就会发现技术反倒是最不重要的,但现在很多企业把重点放在技术上,只是技术是最容易实现的,无关任何“人员”和“权利”。
来源:微信号 渊源于耳
作者:王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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