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文化生活单调枯燥，看一场电影也是奢侈的事，得跑几十里路。那个年代，谁家安一个广播喇叭就让人瞧着眼热，喇叭里播放的评书、歌曲节目常引得左邻右舍的人挤满了屋子。

　　那时流行“三转一拧”，三转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拧是收音机。青年男女谈婚论嫁时，女方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三转一拧”。这四大件加起来也就600多元，可那时人们的收入低，经济拮据，能拿出600多元的也没多少人家。

　　我当时在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布连河公社工作，月工资只有32元，我与妻子结婚时，也遇到了这个难过的门槛。妻子倒也开通，体谅我的家庭境遇，四大件减半，只要一台缝纫机、一台收音机，理由是：妻子会裁缝手艺，为别人做衣裳能挣钱补贴家用，她听戏听歌入迷，收音机是她的最爱。这条件也不算太高，我点头答应了。

　　当时“三转”供不应求，还是凭票供应，我好不容易搞到了一张缝纫机票，还没有买上当时时兴的蝴蝶牌缝纫机，买了一台燕牌缝纫机。收音机十分稀缺，从公社到旗政府，我没少跑路，也没少托人，直到婚期临近买收音机的事儿还没着落。婚期的前一天，我硬着头皮去妻子家摊牌，妻子满腹的不情愿，但在我保证结婚后给她买一台最好的收音机的承诺下，也只好让步。可谁知这句承诺竟过了十年才兑现。

　　婚后的头一两年，我每月挣的32元工资除了日常开销还得还债，所剩无几。妻子常去有收音机的人家听戏听歌，看她那着迷的样子我为自己的失信常感内疚。婚后第三年的春天，妻子对我说：“靠工资买收音机是没指望了，再寻点儿生财的道吧。”她让我花了8元钱买回一头小猪，指望猪长大卖了钱买收音机。妻子养小猪比现在人们养宠物还下辛苦，经过六七个月的精心饲养，看着小猪一天天长大，她的脸上常流露出憧憬和期盼。十个月后，我们把这头猪卖了，得到100多元，满以为这回能买收音机了。可谁知岳父得了重病，一头猪的钱全给岳父付了医药费，这是尽孝，妻子情愿，我也支持。

　　第二年，我们又养了猪，这年女儿出生了，妻子身体瘦弱，奶水不足，女儿饿得哇哇直哭，我的工资和卖猪钱差不多都买了奶粉。后来，有时妻子说梦话也念叨着收音机，醒后她的脸上总是流露出无奈。但我和妻子都充满信心，相信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一定能够买上收音机。

　　转眼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妻子承包了十几亩土地，当起了名副其实的农妇，田地里也有了不少收入，我的工资每月也涨了十几块。那年10月份，供销社进回了3台三波段的春雷牌收音机，标价88元，想买的人多，我立即跑到供销社缠着供销社主任说了许多好话，终于如愿以偿。那天，妻子春风满面，小心翼翼地把收音机放在小木柜上。我们早早吃完饭，高兴地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收到戏曲节目，妻子竟跟着哼哼起来，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年代。

　　每天晚上，收音机招来许多村里的年轻人，他们常常很晚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妻子为他们递烟倒水，毫无怨言。这台收音机一直陪伴我们过了十几年，直到家里买回了彩电，它才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它在我和妻子的心目中它仍占有一席之地，没受到冷落，妻子用一块色调好看的花布苫盖着收音机，还时常擦拭一番。直到现在，这台收音机仍摆在显眼处，成了屋子里的美丽装饰物。文/石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