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人爱存钱，是基于社会保障少、教育支出高的无奈选择。但是，这些储蓄却被视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因素，在对财富的渴望与恐慌踏空的刺激下，不断被动员到房地产领域。

中国人是一个勤劳节俭的民族。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并且长期位列第一。2005年，中国储蓄率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19.7%。2015年，中国储蓄率的最新数据是46%。

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出口。当投资效率变低，出口不振的时候，消费就被重视起来，认为老百姓手里有太多钱存在银行，导致中国消费不振，于是，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加以刺激，试图改变边际消费率。

不过这样的政策并不太奏效。

首先，前面所说的国民储蓄率与老百姓存钱有很大差别。国民储蓄分三个部分：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其中居民储蓄代表个人（家庭）的储蓄水平。近十几年来，中国国民的高储蓄率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源自老百姓，而是源自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从1992年到2012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到了59%，其中，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翻了一番，但居民储蓄率总体却没有变，1992年为20%，2012年依然是20%。另有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5年，居民储蓄占全部存款的比值，从46%直线下降到38%，而政府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值，则从10%直线上升到19%。

简单说，中国银行里的确有很多钱，但这些钱是政府与企业的，而不是老百姓的。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变大。吴敬琏表示过，一般国家都以居民储蓄为首，然后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而中国的储蓄结构却刚好相反。既然储蓄的钱多是企业与政府的，刺激消费的政策自然就会打折扣。

其次，即便是20%左右的居民储蓄率，其结构也是极不均衡的。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报告》，中国居民的储蓄分布极为不均。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普通家庭人均收入6.2万元，总消费4.6万元，储蓄率25.8%。相比之下，有钱人的储蓄率则高得多，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为60.6%，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储蓄率为69.02%，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61.6%；而前1%的高净值家庭人均收入75.6万元，储蓄率高达67.5%。

更重要的是，储蓄率高对应着边际消费低。所谓边际消费是指，增加的消费占增加的收入的比例。比如，一个人今年的收入增加了1万元，这1万元有5000元用于了消费，而不是储蓄下来，那么，他的边际消费率就是0.5。决定边际消费率的除了中国人的传统，还有很多现实因素。中国人减少当期消费，把现金储蓄起来，是为了未来的消费。由于社会保障的缺失，未来消费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预防风险，比如医疗所需，还有一部分是子女的教育。这些选择，都是基于社会保障少、教育支出高的无奈选择。但是，这些储蓄却被视为可以动员出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因素。

储蓄多是政府与企业的，即使是居民储蓄，也极不均衡，这样的储蓄结构，刺激消费的政策必然是低效的。简单说，没钱的家庭，就那么几万元的保命钱，要用作未来不时之需，怎么刺激，也刺激不出来。而对于有钱的家庭，该有的都有了，该花的都花了，刺激消费的政策总不至于出现在奢侈品层面。在这样收入结构与储蓄结构下，钱要出来，一个办法就是房地产，甚至恐慌性的房地产投资。

今年年初，周小川在回答媒体问题时表示：个人住房加杠杆的逻辑是对的，住房贷款应有大力发展的阶段；个人住房贷款在中国银行业总贷款占比依然较低，因此依然安全；今后可能会考虑给银行更多自主权，让他们来制定首付比、利率，监管部门同时对银行进行监管。虽然他提及的是个人住房贷款占总贷款比依然较低，但潜在的一个前提是，居民储蓄高。

应该说，加杠杆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1998年到2008年，储蓄率逐步震荡上升，从2008年开始反转，储蓄率则呈现逐步下降之势，2015年已经跌到了13%，而且，其增速也不断减少。从2008年开始，居民储蓄率的增速在不断减小，从2008年的70%减少到2015年的8.9%。居民储蓄意愿下跌，意味着近两年，中国人开始花钱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子，一方面这是因为房贷的支出占了收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个时段正是房地产价格飞速上升的时段，越来越多的储蓄被投向了房地产。

本来居民储蓄是在社会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对未来的避险，但这些储蓄却被视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对财富的渴望与恐慌踏空的刺激下，不断被动员到房地产领域。避险的现金都变为了凝固的房产，这甚至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判断，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家属没有卖房子，则是没有尽力救治。

恐慌性的房地产投资，在银行与企业、个人之间形成一个“正反馈”: 至今年上半年，房贷余额已经增加至17.36万亿，至年底估计超过20万亿。上市银行上半年新增贷款中，居民房贷也超过一半。中国居民不消费的钱，最终都投到了房地产上。银行大量发放抵押贷款，企业和个人以此进行地产投机，企业以土地为担保再次获得贷款，修建出新的房子。而房价上涨，居民的抵押品的价值也越来越大，两者都从银行贷出更多的钱。这些货币就形成所谓的“M2超发”，反过来刺激了房价的上涨。如此循环反复贷款，房地产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货币，也不断动员出更多的存款。

确实，循环一直进行下去，房子和土地一直在涨，即使流动性差一点，房产也能起到避险的作用。但是，正如经济学家李迅雷所说，这是建立在泡沫上的杠杆，或杠杆上的泡沫，只要泡沫一破或资金面出现问题，或许趋势就会逆转。这个时候，被视为可靠保障的房子，不但不能起到保障作用，反而可能把一个家庭拖向深渊。

而且，正如前面所说，刺激消费的政策低效，而把储蓄动员到房地产的政策高效，本来就是因为收入结构、贫富分化。动员出来的，也是高收入者的储蓄。所以，即便房价能软着陆，其受益者也是分化的，会进一步加大财富的分化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

（本文原标题：《储蓄率与救命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