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在美国洛杉矶，日本三菱材料高管木村光（音译，左三）站起来向美军战俘劳工代表詹姆斯·墨菲（右二）道歉。据日本共同社24日报道，三菱与二战期间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受害者及遗属代表达成全面和解协议。新华社发

　　近日，日本媒体称，就二战中强制征用中国劳工一事，日本三菱材料公司与中国受害者谈判团基本达成全面和解协议，以基金方式向每名受害者支付人民币10万元。

　　昨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会长童增公开了一份三菱公司给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征求意见的“谢罪文”。新京报记者获悉，双方拟于8月15日之前在北京签署和解协议，谢罪文将在和解协议签订时正式签署。这将是日本企业战后补偿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日本企业首次向中国二战受害者谢罪，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一个实质性进展。

　　如寻得全员信息 需付近4亿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该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三菱表示“道歉”，并以基金方式向每名受害者支付10万元，支付对象共计3765人。这3765名受害者中，三菱现阶段掌握受害者本人或其遗属信息的大约1500人，其余受害者下落不明。如果最终寻获所有受害劳工信息，三菱支付的费用将接近80亿日元（4亿人民币）。这也是日本企业首次主动向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赔偿要求的中国受害者提出道歉，并提供全面的经济补偿。

　　多年来，受害劳工及其遗属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相关企业的索赔。此次三菱方面提出“整体解决”方案，即与国内所有受害劳工联谊会分别签订“和解协议”。

　　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对新京报记者介绍，早在去年8月，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就与劳工代表达成和解意向，期间经历过多次磨合，谈判进展缓慢。而其中的一个争议点就在于中方认为“谢罪”条款不应放在协议的附件之中，而应放在靠前位置，凸显其重要性。

　　今年6月底，刘焕新等人再度赴日本与三菱谈判。经过多次磋商协调，日前三菱已提出和解意向，愿诚意谢罪，并向每名受害劳工支付10万元，在日本设立受害劳工纪念碑，支付纪念碑建设费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2万元)，以及用于调查失踪劳工的调查费2亿日元。

　　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向三菱谈判的代理人朱春立表示，劳工受害的事实被承认、受害历史被记述，这是受害劳工最大的要求。从三菱明确表态道歉以来，我们没有对补偿金的数量有过多的纠缠，因为生命无价，10万元只是谢罪的一种表示。

　　谢罪文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据了解，谢罪文的内容早在2014年6月就与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及遗属联谊会交涉了，就二战期间非法强掳劳工谢罪问题进行磋商，历时一年半。

　　三菱在谢罪文中表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承认中国劳工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向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真诚谢罪，并对身亡的中国劳工表示诚挚的哀悼。

　　朱春立表示，目前涉及三菱公司的中国劳工幸存者还有17人。在劳工联谊会与三菱协议签署后，劳工幸存者或遗属需要与三菱再次签署个人协议，如果个人希望继续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可以放弃签署协议。

　　据了解，谢罪文已在受害者劳工家属中广泛征求了意见，受害者和家属对此文原则上同意。童增表示，中日两国关系友好的基础是要尊重历史事实、承认侵略历史和加害事实。三菱能够承认奴役劳工的历史、向受害者谢罪，是值得积极评价的，希望日本政府和日本其他加害企业能像三菱一样，承认加害事实，向中国广大受害者谢罪。

　　三菱谢罪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日本国政府内阁《关于向日本内地输入华人劳工的决议》，约39000名中国劳工被强掳至日本。敝公司前身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包括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子公司的承包公司）接受其中一部分3765名中国劳工到其作业场所，强迫其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其中，多达722名中国劳工身亡。这一问题至今尚未最终解决。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敝公司坦诚地承认各位中国劳工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各位中国劳工远离祖国及家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承受了巨大的磨难和痛苦，对此，敝公司承认作为当时的使用者的历史责任，向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真诚的谢罪。并对身亡的各位中国劳工表示诚挚的哀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敝公司承认上述历史事实及历史责任，并且从为今后日中两国友好发展作出贡献的角度，向为最终整体解决本问题而设立的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的基金支付款项。为了不重蹈覆辙，敝公司协助设立纪念碑，并承诺将这一事实世代相传。

　　纵深

　　历经20余年

　　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终获转机

　　在二战末期，日本曾从中国强掳约4万劳工，押解到日本进行强制的体力劳动，山东省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人刘连仁就是其中一员。1945年，刘连仁逃跑成功，从此躲在山洞里，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直至1958年，刘连仁被发现，回到祖国。

　　“索赔成功第一案”曾被日高院推翻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刘连仁开始了对日本方面的索赔。1996年3月，刘连仁向不认罪不赔偿的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并3次赴日上法庭陈述。

　　2001年7月，日本政府被判赔偿2000万日元，这是中国人对日索赔成功的第一例。然而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回刘连仁的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不再受理此案。

　　此后，中国劳工对日企的诉讼全部以败诉告终，这被认为是日本已经关闭了中国民间索赔的大门，民间对日诉讼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是刘连仁之子。他对新京报记者介绍，中国劳工对日本三菱材料公司的维权之路一直是以诉讼为武器解决的。然而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以“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为由，判决中国劳工的败诉。

　　在此期间，刘焕新和劳工案的受害者试图转向国内寻求司法途径。2003年9月、2006年2月及2010年9月，先后有劳工委托律师在上海、河北、山东等地高级法院起诉，但均未得到受理。

　　去年3月我国法院首次受理此类案件

　　近十年来法律的完善，使得在国内对日诉讼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转机出现在去年3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正式受理了37名北京籍劳工（及其遗属）诉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案，这也是我国法院首次受理劳工对日索赔案。随后，劳工对日企在中国多地的诉讼被立案。

　　刘焕新表示，在此之前，劳工代表在与三菱公司谈判的时候，对方态度并不配合。然而随着国内多个法院受理劳工团体对日企的诉讼，日方的态度出现了大的转变。朱春立也认为，劳工群体在中国用司法途径进行维权，这给三菱带去了很大压力，倒逼他们谈判。

　　然而散落在各地的劳工团体在对日谈判中诉求并不统一，在刘焕新看来，这也是阻碍对日索赔的一个问题。据其介绍，其实在2013年秋天，劳工团体就已和日本企业通过律师在交涉。

　　在北京中院受理案件之前，日企方面表示，由于劳工团体不团结，进而拒绝谈判。在法院受理案件后，劳工团体已和日企进行了数次谈判。然而，各团体提出的赔偿金额却都不一样，从个人获得补偿10万元到13万元不等。

　　我国受害劳工仅存700余人

　　现年70多岁的刘焕新已从事劳工诉讼25年。在这个马拉松的诉讼过程中，他面对着原告证人逐渐去世的情况，“1995年我们进行了摸底调查，全国有38953名被掳劳工，有线索的26000人，能得到资料的有17000人。当时，全国的幸存者有2400人，而今只剩下不足700人。在这其中，能表述的，也是寥寥无几。”他说。

　　刘焕新认为，此次和解为今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日中友好从民间开始，日方需要诚恳谢罪，不要把历史鸿沟一次次的延续下去。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