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方法论很感兴趣。20多年前我就意识到：方法往往是与问题对应的。这就好比，种什么菜、养什么花就用什么方法。所以，方法论可能没有对错，只有适合不适合；学习方法论的关键，是学会方法与领域对应。对应的过程，就是所谓理论结合实际。对应错了就会有问题：把工厂管理的方法论对应到研发，就可能会出问题；就用种藕的办法种土豆是不行的。新方法的诞生，也往往是因为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方法来解决。不要将这种现象归结为研究方法的人的脑子有了什么新的想法。这个原理，其实就是哲学上的“物质决定意识”、“实践决定认识”。

创新方法论也是如此。进入数字化时代，自然应该有数字化时代的创新方法论。

传统上，有关创新的学问大体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针对具体技术发明的，如TRIZ；一类针对创新战略或管理的，如IPD。前者侧重“物”，后者侧重“人”。所以，前者与科学知识结合密切，往往针对小尺度的问题；后者与经济和人文学科结合密切，往往针对大尺度问题。还有些理论和方法针对产品设计开发的，如FMEA、QFD、软件工程等。但是，许多人并不把它们归属到创新方法的范畴。但在我看来，设计研发本质上也是一种创新，甚至可以说是最常见、最基础的一类创新，也应该归属到创新方法中。还有一类研究属于哲学层面的。如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它们研究科技活动的一些抽象特征和发展规律。

不同的学问是针对不同人的不同工作。TRIZ等往往针对发明家、工程师的，IPD等针对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的，FMEA是针对设计师的，哲学针对的是所谓“战略科学家”。它们是不同工作的方法论。这就是我前面说的：种什么菜、养什么花就用什么方法。

这几类研究可以说是创新方面的“显学”了。我研究了几十年创新。但与上述学问相比，我的方法属于“野路子”、“独行侠”。

我的研究与上述理论都相关却又不太一样。比如，我研究技术方法时，侧重于针对人在思维上的盲点和弱点；而TRIZ则侧重利用客观物理世界的属性。TRIZ关注技术方法本身，而我却更关系方法之外的“需求”、“条件”和“约束”；TRIZ希望能够帮助人们解决难题，我希望人们避开难点；TRIZ倾向于帮助人们找到办法，我更倾向于避免错误；TRIZ针对的问题是相对明确的，而我往往以需求不明确为前提。我也涉及到开发与设计，但比传统的开发设计更强调创新性。我强调的创新性，往往不是在技术原理层面，而是在功能需求层面。我也谈到创新战略和管理，但主要是从中低层项目负责人的层面而非中高层管理者的层面考虑的。

曾有多位朋友说：我的认识属于“道”的层面，或者说属于哲学层面。这是因为我讲究技术发展史、喜欢研究技术的规律。但我常觉得哲学研究有点虚、对一线技术人员的指导不大。而我的这套理论的价值就是一线科技工作是有指导作用，我谈历史、谈规律的目的是为了在策划项目时找到办法、避免陷入误区。

于是，我想需要给我的这套理论找个“定位”：它与上述各种“显学”的关系到底如何？换句话说：要搞清楚“我种的是那种菜？”

过去，我曾经找到过一个定位：我的研究强调“幸存者偏差”、“人择原理”。这意味我关注的是人、是技术发展的历史，强调的是竞争，从超越前人、战胜对手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对具体技术内容的关注度就降低了。这种说法也自圆其说地解释了我的这套理论产生的原因：在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经常遇到这类问题，而发达国家并不明显。

十五年前殷部长就说，我的理论中包含了工程思想（模糊问题清晰化、复杂问题简单化；强调安全稳定可靠、直接面对经济性），是工程思想与创新方法的结合。这也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到宝钢之后就从事数字化项目。数字化项目的尺度和复杂性相对一般的发明创造要大一些，往往类似工程项目；数字化项目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往往不是太密切（相对于TRIZ），与普通工程项目相比有更强的创新性，而新颖性主要体现在功能层面。所以，这套理论或许适合解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适合这类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重在项目策划。其实，我的许多观点就是来自于软件工程。

殷部长很早就说，工程与技术的差别往往是尺度的差别。相比之下，TRIZ等传统创新方法往往来源于机械电子等领域，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更密切，与工程思想的结合相对较浅。这是因为：与工程项目相比，技术发明的尺度往往较小，工程思想体现得就不太明显。

这样看来，我的理论往往用于这样的范畴：从新颖性和技术难度上讲，低于传统技术发明的范畴、却高于普通的工程技术项目。从技术尺度上讲，往往大于技术发明，接近于工程项目。这往往就是数字化转型项目的常见定位。

我一直在强调扩大视野，找项目、找办法。具体地说，不仅要看到那些“巧妙”的办法，更要学会使用“笨办法”（这是数字化技术和工程项目的特点）。不仅去看那些一次性可以解决的问题，更要看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不仅要理解用户说的话，还要理解用户说不清楚的东西（这是创新项目的特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会少，需要这么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机会隐藏，也需要这么做。所以，我的方法论，是从人性角度出发的方法论，也是试图改变和认识自己的方法论。

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机会很大、影响很长远，我们国家的技术也开始从跟随走向创新。从这两点看，我的理论还是有现实价值的。15年前，我曾经把当时的想法写在《管中窥道》中，但没有明确与数字化技术结合、实践也不太够。《知行》的第一部分也是谈这个领域的，但谈得不够系统，意犹未尽。

现在看来，有必要再写一本书，专门谈谈数字化时代的创新方法论。这本书应该从数字化技术的特点谈起：机会很多却不容易看到；技术原理不难创造价值却不易；对科学知识的需求不是太深却要强调专业融合；与工程项目有类似之处，失败的概率却很大、像创新项目；巧妙的办法用得不多，笨办法却常常见效；不需要追求新名词、新概念，对技术发展的历史却要熟悉；起源于个性化需求，却往往需要推动知识的复用；不需要特别牛的技术专家、需要团队的配合，但项目负责人的头脑清晰却很重要、以免误入歧途.....

.项目的特点是这样的，方法论自然要适合这样的特点。

来源：微信号 蝈蝈创新随笔

作者：郭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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