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理发师比不发达国家的理发师收入高几十倍？为何相同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在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报酬？

1、理发师的收入与创新头脑的多少

1967年，挪威中学生埃里克•S•赖纳特到秘鲁旅行。他看到机场的行李搬运工、巴士司机、旅店员工、理发师、商店服务员，所有人的工作效率看起来并不比挪威同行低多少，但却很穷。为何相同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在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报酬?他被这个问题迷住了。

40年后，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赖纳特出版了《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结论是:不同的经济活动在质上是不同的，只有特定的经济活动才能富国裕民，“做什么”比“怎么做”更重要。

做什么才能富国裕民?答案就是高质量的经济活动。第一，依靠创新和规模经济实现“报酬递增”;第二，“不完全竞争”，也就是越干越赚钱，不容易被群起仿效，陷入完全竞争。

如果一国选择从事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不仅能提高生产率，还能因为“不完全竞争”获得更高收益--员工有更高收入，企业有更多利润， 政府有更多税收。而如果一国处于产业链低端和“技术死胡同”，则虽然生产率也能不断提高，但实际收入的分享很少，反而会陷入报酬递减、工资上不去和潜力被耗尽等境地，形成陈陈相因、永无解脱的“闷经济”。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理发师比不发达国家的理发师收入高几十倍?因为一国的高质量经济活动越多，不仅科技创新日新月异，还能像“不断涌出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让一国内部所有劳动力都分享到创新的收益。

2、国家的竞争就是创新的竞争

中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创新。如果说十年前的“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战略，那么最近出台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则标志一整套的创新驱动体系的形成。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目标已明确。

国家的竞争就是创新的竞争。五年前奥巴马做国情咨文演说，1/3 篇幅讲创新，提出“激发国人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制胜未来的基石”。他说:“没有人能够断定下一个龙头行业是什么，或者新的就业岗位会来自哪里--就像30年前，我们不会知道，这个叫因特网的家伙会带来经济革命。我们能做的--这也正是美国人民比别人好的地方，就是加强美国人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记住!美国发明了汽车和电脑;美国拥有爱迪生和莱特兄弟;美国创造了谷歌和脸谱。在美国，创新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我们赖以谋生的方式。”

中国赖以谋生的方式是什么?上届政府领导曾说，4万亿美元(指外汇储备)是中国人用汗水换来的，但还不能说是用智慧换来的。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1708 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如是说。

其实，和发达国家比，中国在研发领域有明显成本优势。在企业研发的成本构成中，人力成本占比相当于原材料、 资本支出、期间费用这另外三项的总和，研发具有明显的“劳动密集特征”，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日本总人口还多4000多万，研发工程师的成本相当于美国的1/6，潜力是巨大的。

全球 KTI 产业(知识和技术密集产业)在2012年的增加值为19.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6.23 万亿美元，中国为1.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而当时在“非KTI产业”，中国规模相当于美国的72%。如果中国KTI能达到同样比例，将对应2.79万亿美元的产业增长规模。创新不仅改善效益，本身就在创造巨大的增长空间。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生产关系，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一切”加“最大”，足以证明创新驱动对中国的意义和紧迫性。

3、20多年前华录的历史教训

创新需要国家的资源投入。一些重大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工程的突破，全社会都受益。即使是自由经济下的硅谷，虽然不是政府计划的产物，基本由民间推动，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毫无作为。通过订单方式，美国国防工业多次向硅谷的高技术研究项目提供联邦补贴，用于研究开发。

1959年，仙童公司获得1500万美元合同，为“民兵式”导弹提供晶体管，1963年又获得为阿波罗宇宙飞船导航计算机提供集成电路的合同。1958年到1974年间，五角大楼向硅谷的公司采购了1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成果和产品。在1970年代风险投资开始兴起之前，联邦资金对硅谷创业和技术进步的推动是明确的。互联网最早也是政府项目，包括网景在内的一些硅谷公司都直接或间接获得了政府投资的研究项目的支持。

但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美国政府在硅谷发展中几乎都是以顾客(customer)身份而不是组织者(organizer)身份出现的。也就是说，政府并不直接定目标、搞项目、充当供给方。

在这方面，中国教训则很多，政府直接确定产业方向、直接配置资源。痼疾常在，却难改。在**总理任内，他说过，“风电装备、光伏电池都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一定程度上也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但是当前都出现了产能过剩。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不以市场为导向，这是我们应该深刻总结的教训。”

再往前回溯，1990年代初，家用录像机在中国成为一个新兴市场，但产业薄弱。有关部委统一协调，从11家中选出9家，在1992年成立合资的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录像机上游的元器件，元器件主要供应这些定点企业，收益按入股比例分配。

1992年底，华录在大连动工开建，“华”是中华的意思，“打中华牌”，不要各自分散搞。当时测算，国内录像机市场每年有300万台需求量。1994年6月，日本松下电器与华录合作，建立中国华录•松下录像机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录像机生产基地。与此同时，为使用华录•松下生产的元器件，各家定点企业分别进行改造，到1994年全部完成，形成每年280万台的整机生产能力。

国务院领导多次到“华录”考察，期望殷殷，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看到施工现场的墙上有个脚印都大发雷霆。结果呢?因为VCD(影碟机)的出现，国内录像机市场迅速萎缩。虽然华录所有股东的产量占国内录像机的70%，但录像机不敌VCD却是市场大势。华录建成之日几乎就是末日，华录员工也成为大连最早的下岗人员。

政府有心创新，但一定要遵循市场配置资源这个规律。繁荣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靠自由的企业怀着自由的态度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造;是靠无数企业家和大众参与的创新促成的。《华尔街日报》曾经这样比喻，如果中国对创新能更多地像对乒乓球而不是像对篮球一样，就会更有创新性。乒乓球桌在中国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无论小孩还是退休老人来者不拒，这使得中国成为乒乓球人才的储备库、乒乓球运动的创新者；而中国的篮球场通常不对外开放，年轻人无处锻炼球技。

美国真正担心中国什么呢?--《华盛顿邮报》几年前有篇报道说--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而是北京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店里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喝咖啡，谈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记者说这让他想起几十年前，比尔•盖茨与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

4、与华录相反的一个例子：华为

比华录早不了几年，在深圳湾畔的两间简易房里，42岁的部队退伍团职干部任正非集资2万多元创业。民营企业华为今天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的创新标杆。

华为不是政府计划的产物，在很长时间里连科学家们也看不上眼。2009年11月1日晚，中央电视台2套播出了以创业板为主题的“对话”，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不约而同回忆起华为的往事，当初“科技版”的“发审委”委员李扬说:“华为当时就没有通过论证，因为说它没有科技含量。”

大家都知道华为不上市，但不知道，当年华为想过上市，但条件不够。

华为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并不是说政府就无足轻重。也是在那期“对话”上，曾在1995年到2000年任深圳市市长的李子彬回忆说:“华为在1997年有一次陷入市场恶性竞争，同行的告状信寄给了上到国务院下到深圳市政府的多个部门，以及华为的主要客户。告状信发了3000 封，说华为欠工人工资100亿，欠客户100亿，欠税100亿。自这封信以后，华为6个月没有订单，任正非非常苦恼。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就到北京找**副总理，因为深圳有一个高科技企业遇到了麻烦，想请审计署牵头组织调查一下，看看信上说的那个事对不对。我说如果对，就把任正非抓起来，他有欺诈行为，如果不对，就发一个公告证明他的清白。”

“**副总理说，你为了一个私营企业来找我，你可是一个市长。我说我心底无私，……一个礼拜后就立马成立了20人的审计团，在深圳待了3周，发了公告。结果一公布，华为订单马上来了。”

曾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在华为还是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集体企业时就很关注，因为华为走股份制道路，又是高科技产业。华为起步时资金匮乏，厉有为出面做了很多工作，建行才给华为贷款3000万元。1997年底，厉有为和任正非一起访问硅谷，回到深圳后提出把深圳建成“中国的硅谷”。深圳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华为也不再需要特别的税收优惠，到2003年就纳税28亿元。2015年，华为纳税337亿元。

比较华为和华录，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清清楚楚。深圳是最早遭遇到土地有限、资源短缺、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等问题，痛下决心走创新之路的。早在十多年前，深圳就形成了“4个90%”的格局：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深圳的经验表明，创新是可为的，但一定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和以企业为主体。在创新所需要的企业制度方面，民营企业具有先进性，员工分享收益的分配制度具有先进性。刺激创新的关键，不是动员和口号，而是用什么制度去激励人力资本，人动起来，创新就好办了。

中国经济经历过大步流星的“奔的时代”，现在正处于愈上愈难的“登的时代”。如果能跨越，中国经济会进入附加值“飞的时代”。创新是唯一出路，舍此别无他途。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企业依靠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的迸发，依赖创新的制度和文化。

注：文章来源于秦朔朋友圈，内容有删减。

你，想要握住机会吗？

敬请期待

大赛报名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