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时隔23年，北大中文系校友陆步轩第一次接受母校的官方邀请站上讲台，说完这第一句话，几乎哽咽。而据《中华工商时报》的报道，陆步轩的眼镜肉铺一年可以赚20多万，挣得比母校北京大学一个普通教授都多。

    另一位受邀与陆同台演讲的陈生则说：“北大学生可以做国家主席，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他1984年从北大政治经济系毕业，放弃体制内的“铁饭碗”主动下海经商，如今已成为身价40多亿的“土猪大王”。

    陆步轩和陈生都是相当长时间的社会新闻人物，而且都是因为“北大高材生+卖猪肉”模式为人所知。2009年8月，陈生邀陆步轩到广州，提出开办“屠夫学校”。一个是中国最著名的屠夫，一个是中国土猪大王，两个“卖肉佬”一拍即合，由陈生出资办学，陆步轩为屠夫学校编写教材，内容涉及市场营销学、营养学、礼仪学、烹饪学等学科，联手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培训专业刀手的“屠夫学校”，希望培养出来“通晓整个产业流程”的“高素质屠夫”。

    从文科状元、北大高材生到屠夫专业户，在陆步轩的个人历程跌宕起伏的同时，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标准也摸索着从“读书无用论”到“行行出状元”的转变。

    人类学家阎云翔曾指出：中国社会的生活理想正在日趋扁平化和单一化。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上海和北京的生活方式是好的，必须设法改变自己以便过上北京、上海式的生活。他指出：“由于大众媒介的影响，一位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农村姑娘对于消费的认知和大城市里的女孩子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二者实现消费欲望的手段和可能性却有天壤之别。渐渐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变得越来越扁平化，名牌、奢侈品成为一大批人定义自我的途径。同时，实现这种日益单一化的理想的途径又充满激烈竞争，等于亿万人争过一座独木桥。最为明显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学生都希望成为白领，特别是到外企工作，但现在的大学生纷纷去做公务员，回到体制内。相比之下，欧美人对‘好生活’有着更加多元的理解。”

    陆步轩用了23年的时间，来摆脱自卑、回归北大的讲堂。陈生卖过菜，卖过白酒，卖过房子，卖过饮料。

    徐佳在微博里则有这样一段话：“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徐佳说这是小时候读汪国真的诗，至今记忆犹新。

   如果不按常理出牌，与流行的成功学逆行，如今的青年一代又能否承受这自主选择的代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