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兴杰

    前几天很多人说春晚歧视，尤其潘长江和蔡明的小品，公然歧视矮子。有多少人受心理伤害，受伤害的程度有多大，我不去说。在政治正确盛行的时代，讽刺、嘲笑、调侃、戏弄、恶搞、毒舌，这些都有争议的风险。越政治正确的文艺越无趣。其实文艺的最大问题不在雅俗，而在于是否聪明。在我看来，这小品的不聪明之处就是诋毁黑车。
    潘长江是大年夜练手的司机，警察几次查都是为了抓黑车，说黑车是非法营运，可依法暂扣车辆，蔡明则不停帮他遮掩。潘长江开车迷路，蔡明以为是被黑车给坑了。最后温情告白，欢喜结束。黑车是什么呢？无非是多年来备受政府打击的私人出租车服务。在出租车行业市场化成大趋向，滴滴专车登陆央视的时候，还把黑车抹得那么不堪，真是愚蠢。作品主旨无关于此，真要说歧视，也该有人说说歧视黑车吧。歧视矮子无非让一些人心理不舒坦，谈不上其他伤害。歧视黑车，则是为一项坏政策鸣锣鼓吹，它的背后是扣押、罚款、没收，甚至血淋淋的钓鱼执法。
    1996年春晚，赵丽蓉和巩汉林作品《打工奇遇》也有类似情景。从表演上看，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小品，主题都在赵丽蓉老师手写的那四字，货真价实。这主旨非常好。故事里那一段，物价局打电话过来，要求酒楼报菜价，赵丽蓉把酒楼的“黑心内幕”全唱出来，就很难看。物价局把手伸到酒店，干预菜价，这在市场经济时代就是个笑话。在这小品里，物价局很伟光正，代表公众利益，酒楼坑蒙拐骗，是奸商的代表。这脸谱让我觉得很没意思。
    1990年的《超生游击队》则是我印象中最糟糕、恶劣、难以容忍的作品。它其实是当年的元宵晚会节目，不过名气之大，影响之广，丝毫不逊于春晚节目。这垃圾节目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大概是它是计生宣传品，在电视台反复播出。黄宏和宋丹丹演的是一对农村夫妻，为生儿子，背着女孩四处流窜。黄宏演的农民，愚昧油滑，没有文化，连给孩子起名字都稀里糊涂，却满脑子想生儿子，让人一看就是农村穷生滥生典型。创作者大概想表达，农村超生者就这副德行，政府不管一管，帮他们结扎流产，农民就像牲口一样地滥生。宋丹丹则是开明派，“自打有这几个孩子，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之下一日千里啊”。农村妇女竟是这番觉悟，自觉迎纳罚款结扎的计生政策？
    他们流离失所，“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了村咋整啊？小大小二小三把家里的东西都罚的差不多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钻那个水泥管子，看到孩子们冻得直哆嗦”，这是生孩子导致，还是因为计生政策迫害呢？节目给的答案居然是前者。“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
    因为生孩子而深受迫害，到小品里却成了“犯错误”，就是挨罚款也甘之如怡。为宣传计生政策，这小品贬低反抗民众，对他们歧视调戏，对计生暴行没有丝毫不安，算是小品界助纣为虐的奇葩了。
关于宣传计生政策的春晚作品，1983年还有一部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错走了这一步》。此前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计生政策还在初期宣传，《错走这一步》写了一个多子家庭乱如麻的烦恼，中间谆谆告诫，如果不搞计划生育，资源就不够用，工作不好找，“多子女的坏处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这里面有大量错误知识。强硬的一胎化政策当时还未启动，文艺界已积极行动，为恶政鼓躁。姜昆的表演十分生动经典，可惜却是一部坏作品。
    自微博时代兴起后，每年除夕春晚就饱受指摘。这是好现象，春晚早已衰落，大家都在看它慢慢地死掉。在它死之前，很多人又抱有期待，不吐不快，希望为它的下葬添一抔土。春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形式呆板、表演空洞、内容乏味。很多人都已习惯了，转而谈论政治正确，说春晚充斥着歧视，歧视胖子、矮子、剩女、妻管严、残疾人，等等。其实这些都不太有所谓。只要不太过分，惹人一笑的东西无非是对呆傻憨痴的嘲笑，是否让人不爽，因人而异。真要以一条准绳为标准，好玩的东西就要砍去一大块。
真正有害的，是春晚以“年夜饭”名义向民众灌输一大堆垃圾价值观。载歌载舞，公开歌颂权力的作品人们通常不太感冒，反倒是一些看起来贴近民众的作品，总是难免意识形态输入。我也认同，欣赏文艺作品轻轻松松，别总是小心翼翼，无奈他们总想“寓教于乐”，讲点什么微言大义，思想内涵，民众留个心眼，提高辨识水平就很有必要。当然，少看或干脆不看春晚的人，则可能是最大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