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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目前这种状况，地方各有自己的利益，作为一级政府也好，党组织也好，都和地方的利益连在一起，这是现存体制本身造成的。所以，光用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要求来解决，指望通过地方领导干部们的自觉性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地方的利益，允许他们有一种自主性来决定自己的发展，给他以一定的自主权，在这个格局下来设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当然，不能说道德要求不管用。尤其是，中央掌握着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委任权，能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体现中央的权威。但是，这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政一方，总得有所作为，别让那里的老百姓背后骂娘，这是地方领导干部的普遍想法。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空间，想做的事总和中央的要求发生矛盾，那就很麻烦了，将来弄不好要在这方面出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回复
三是政绩评价体系。要求政府职能转变也好，提高效率也好，都需要进行评价。谁来评价？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现在是上级对下级评价，自己对自己评价，党组织对政府评价。这么一种评价方式肯定是不行的。比如前一阵最突出的绿色GDP问题，为什么明明是好事，却无法落实？说穿了，下面的官员，他们的乌纱帽在你手里，而你依然用GDP来作为衡量他们政绩的重要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绿色GDP是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野的。他们不可能把决定自己升迁的经济增长率降下来去追求什么绿色GDP。这就是评价体系的问题。更突出的是信访体制。本来权力高度集中，中间层次太多，信息不通达，有一个信访部门，可以大大缓解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既然如此，信访部门的工作，显然应该以信息量来评价吧？它们反映的信息量越大，内容越全面，就应该越有政绩。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信访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低信访率意味着政府满意率高，高信访率则意味着政府满意率低。这样一来，信访数量越大，岂不越说明政府没有控制力，执政能力不强？于是，截访压访这样的怪事就出现了。不少地方党委和政府甚至跑到北京来截访。这说明，我们对政府的评价体系太缺乏科学性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政府改革、职能转变，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回复
我们就这样活在一些比喻之中，这是一个盛产比喻的时代。 比喻是一种无奈的修辞，近乎卑怯的幽默。用迅翁的话说——是把屠伯的凶残化为轻松的一笑。 但是，当不用比喻就不许言说的时候，那我们就继续比喻吧。比喻不能保证我们吃上白面馒头，但是，至少可以说明，那是我们也想也该拥有的一种食品。 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