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革步伐缓慢，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发展动力

由于体制、政策的原因，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普遍高于工业，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较为突出。一些行业对非国有经济和外资也没有完全开放。较高的进入门槛和狭窄的市场准入范围将绝大多数潜在投资者拒之门外，甚至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也难以进入。所有制结构单一，造成服务业部门资源流入不足，弱化了竞争机制在产业发展中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其结果是服务业创新不足，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供给能力的扩张受到制约。一些“热门”行业的价格水平明显高出国际市场，不仅服务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市场供求状况和企业的成本效益也难以得到真实反映。较低的市场化程度还导致市场竞争的不规范和不成熟，凸显了市场分工的不确定性，抬高了市场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削弱了工业企业外包生产性服务的内在动力。

2、工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

目前，在我国工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受竞争环境和自身素质的影响，相当数量的企业还在采用传统以至陈旧的生产模式，竞争策略主要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技术进步、产品开发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较为缓慢。工业企业产业链过于侧重实体产品的生产，物质材料消耗占产品成本比重较大，外包项目主要以产品生产为主，外包服务不多且涉及面窄，与产品制造相关的金融、市场销售、人力资源、外购信息技术等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偏小。 2000年，我国制造业中间投入中生产性服务所占比重只有12.0%，远低于美国的32.6%、德国的28.4%和日本的26.6% 。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来说，由于劳动用工体制僵化，业务调整和人员精简还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导致对外包服务需求不足，也束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3、外资制造业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程度较低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本地各类廉价资源（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对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迅速扩大产业规模和经济总量，逐渐成为东部沿海地区越来越普遍的工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有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即外资企业与本地经济的产业关联薄弱。外资制造业中加工型、出口型、生产型企业居多，而且大多属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组织体系中的封闭环节，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呈现“二少一多”特征。即外资企业对本地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需求少；产品设计、关键技术、零部件依赖于进口，对本地研发或技术服务需求少；产品直接出口多，而且多进入跨国公司营销体系。此外，外资制造业所需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物流服务、法律服务、广告策划、市场调研等商务服务，也表现出明显的外向化特征，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内在的产业关联被割裂，产业链向服务业增值部分的延伸受到抑制。

4、工业布局相对分散，城市化相对滞后，生产性服务业没有形成有效集聚

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与城市规模结构有较高的相关性。一般说来，高附加值、为生产服务的、新兴的服务业往往与城市规模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资源、信息和产业，是服务业产业化的基本载体。长期以来，由于在战略上没有充分重视城市对工业发展的聚集和支撑效应，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节。2004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仅为1.0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值。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和工业布局相对分散弱化了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导致服务业面临资源分布相对分散、业态种类较少、集聚程度偏低等问题。制造业链条上的技术研发、人员培训、经营管理、会计服务、法律咨询、信息服务等关键环节，得不到相关支撑服务体系的协作与配合，大量本应通过外包方式完成的服务活动不得不在工业企业内部消化完成。

5、缺乏有效的区域分工和协作机制

随着中心城市在区域范围内集聚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产业要素能力的大幅提升，区域产业结构的同构化基础不断被瓦解，建立基于比较优势和产业链区别定位之上的区域分工体系越来越具有经济性和现实意义。但是，作为各城市互设壁垒、低效率同质化竞争的制度基础，分税和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也出现了工业领域的“顽症”——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例如，以长三角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机场数己达每万平方公里0.8个，超过美国平均数0.2个，已经成为国际上机场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长江江苏段南京往下内河港口林立，能力一扩再扩，现拥有万吨级码头泊位100多个，但大多货源不足、浪费严重。由于缺乏有效的区域分工，重复建设、结构雷同不可避免地要降低服务业增长的集约化程度，牺牲增长效率。

6、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政策性歧视

在分工和专业化机制的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从工业内部独立出来，通过外包方式演变为专门的产业形态，这既是我国工业发展高级化的必然趋势，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环节。生产性服务业的成败关键在于专业化的服务质量及其成本水平能否使工业生产效率得到改进。显然，这也应是相关政策取向和措施选择的主要着力点之一。但是，目前服务业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政策性歧视问题，对产业发展构成了明显的束缚和抑制作用。其中，反应强烈的主要是服务业用水、用电和用地政策与工业政策的巨大反差。此外，在一些服务业领域的开放上也存在外资“超国民待遇”问题。某些服务业领域对外资开放但迟迟不对内资开放。如果仅仅依靠国有企业和外资，不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尤其是民间资本的积极介入，必然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埋下重大隐患。